“现在反而搞严格了，我妹妹就没考上大学。他的弟弟，中考非常优秀，连高中都不让读！
“兮，奇怪也哉！为何如此，社会学家？”
“兮，奇怪也哉，叫我社会学家？”
“觉得你见多识广。”
被封了这个头衔，就不能不敷衍几句：“我想的话，你刚才说了在餐券方面要照顾工程师，还有作家艺术家、政协委员等等，那么对工人农民，拿什么照顾……”
“而且还是主人翁，拿成分！”她抢着说了之后笑。
“这种照顾还不掏子儿。”不愿开腔的皮老师兴头上也加上一句。
“对社会起到一种稳定性。”社会学家再来句。
丈夫有课告辞。后面的话成了絮絮私语：“我产后奶很少，每次喂奶娃儿使劲吮，疼得我要哭……”
从未对男士说过这些，在他面前奇怪地收不住嘴：“像流的不是奶而是身体的血！出院那天差点哭，问护士长，我这一点点奶水……
“护士长基于同情，说去找医生商量，看能不能开个证明，就说你是因病无奶，你们拿证明去找牛奶站，可以订一瓶牛奶。
“十分钟后，证明果然来了。
“护士长千叮万嘱，产妇无奶的多，但是没办法，这种证明其实很少开，因为开多了，牛奶公司对医院有意见，而且也根本没办法供应。
“老皮塞十元钱表示感谢。我说还有医生咧，老皮又加十元……你说这叫什么！老皮就凭这张证明去牛奶站办了张四寸见方的卡片，印许多小格，一日一格，打勾。”
傍晚他在过廊停放黄包车，背后一个声音：“雷锋同志好！”
他知道是排字工，先已扫到一眼，对此独来独往的“分子”、“哑巴”居然会对自己先开金口感到惊讶又高兴，转身道：“工人阶级好！”
排字工迫不得已瞅人时黯淡无光的眼珠显得神采奕奕：“我叫你雷锋，你就封我工人阶级？”
“对等的呀，我若叫你同志、先生都不对等。”
近乎耳语的声音：“有空上来坐坐。”
他带着十二万分的兴致当晚就去了。
得知他叫高全，是个胡风分子。
圆柱形小屋极为透光，分向东西南北四面有有四个拱形的窗口，窗口大半人高，有窗纱和玻璃两层窗扇，只有不到两颗头宽度。
两人在耳鬓厮磨的情况下可勉强并立在窗前。
从这塔楼上可看见半城的灯火，星星点点，迷迷糊糊，可以说看去像城市很疲倦，可以说看去像城市在做梦，可以说看去像城市藏腋着什么在等待。
高全请喝挂耳咖啡，说咖啡热饮才好，他乃遵命。
上次类似的遵命是啜饮了豆腐西施泡的热茶。
高全说自己从十九岁发表作品，主要是写吃，写了二十年，直到写成了胡风分子为止。
现在搁笔也不是不准他写，怕说成影射。
说起自己的帽子：我从十九岁发表作品，写诗，向胡风主编的刊物投稿。首次投稿就收到他的回信，说我的诗“有泥土气息，将选用几首。”
便是发表在《联合特刊》上我的组诗“乡村小集”了。
我当时是个都市流浪汉，想去解放区，但条条路都被堵死了。我便以发表的诗为敲门槌，去敲先生的门。
先生，一个高大胖壮的中年男子，非常和气的，亲自应门，让进！他听了我的情况，请他介绍通向进步的路径。他说就留在城市吧，“到处都有生活，到处都有战斗”。
我可不是位战斗者，这，是我与先生分歧的关键，也是我打成胡风分子感到冤枉的冤枉所在。
先生“留在都市”我听了。但，我就埋头写起吃来了，写了十多年吃——
批判胡适正酣，横空降下一个批胡风运动。
比批胡适厉害得多，我说的是处分，并没有给人戴上“胡适分子”帽子。
先生本是左翼文化干将，是与胡适对着干的。不妙在于他的文艺主张上与更左的一派有冲突。
你说怪不怪，都左成一堆了，又都掌了权，这派还要把那派拿来整，而且还要逮捕入狱。
“而你们这些，也就冤哉枉也！”兽蛋儿笑。
“不能说‘这些’，我只说我。但——”
“但怎样？”
“我无怨无悔。你听我说——
“我戴帽子之前，社会上的事情，十处打锣九处有。写和发表，就是吃，但是其他我要说。从被关押放出来之后，便成惊弓之鸟，不然，我成右派是百分之百。”
“两顶帽子区别何在？”
“对有些人可能没区别，对我，算是放了一马。”
冷骏因郎乔从金丝楠木写字台旁边抽屉摸出的罐头等都来自黑市，问他咖啡是不是也在黑市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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