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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炒金热，沪上帮大多锦羽，粤省帮胜者较多。恒生银号何以这般出色？
何少恒及恒生银号同事均守口如瓶。
卷入炒金的沪上人，大都是银行家、银号老板、股票经纪人等，他们一来香江就给“放了血”，因此，在
香江执业的沪上帮，多事实业，而少有吃金融饭的——当然这是题外话。
1949年2月，恒生银号舵爷林炳炎在港病逝，由何少恒承其衣钵。
林炳炎是恒生银号的奠基人，恒生银行正是在他的总决策下，由一间默默无名的小银号，发展成同业中的大哥大。
而何少恒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恒生银号改组银行作准备。
香江开埠百余年来，政府对银行行业的发展及管理，一直奉行自由的积极不干预政策。
1948年1月29日，港府首次颁布《银行条例》，只规定经申请由总督会同行政局发给牌照，每年缴纳五千港元牌照费的企业，便可经营银行业，
而对银行业务，却无具体规定。
无论是条例颁布之前或之后，在香江领牌开办银行是比较容易的事，
这也让别人想，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准银行机构——银号？而业主为什么不改为银行呢？
银行的业务，虽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款约束，却有惯例，这种惯例由早期的外资银行带来，成为以后华资银行执业的范本，这种无形中的束缚力，
使没有现代金融概念的华人业主及顾主，颇感不便。许多华人银号商，视执业银行为畏途。
而银号经营灵活，显而易见；当然银号信誉不佳，也是显而易见。
因此，如果要想获得大发展，必须走银行这条路。
这就是何少恒的出发点。何少恒的主张得到利国伟的大力支持。
换句话说，如果恒生银号不改银行，是留不住利国伟的。
利国伟正在自修金融学，后来还考上英国银行公会会士资格，是恒生银号第一位镀过“洋金”的银行家。
1952年，恒生银号注册为法人组织的有限公司，何少恒任董事长。
1953年10月，恒生银行迁入皇后大道中一百六十三—一百六十五号的自置物业。
从规模上讲，相当中等规模的华资银行，业务性质尽可能向银行看齐，但名称仍叫银号。
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加工业的蓬勃发展，促使香江银行业急剧膨胀，梦寐以求改组银行的何少恒反而下急，他认为这样办银行注定会执笠（破产）。
他主张渐进，等条件成熟再易名。
恒生银号缓慢而稳健地将讥制纳入银行轨道。
只念过几年私塾的何少恒，显示出大银行家的远见卓识。
因此，恒生易名银行后，不曾遇到阵痛，而是迎来了高速发展。
1958年，香江转口贸易占出口总值的57.8％；而到1959年下半年，转口贸易只占出口总值的30.4％，而高达69.6％的出口总值为香江本地的工业品输出所创造。
这一惊人的变化，标志着香江正在从转口贸易型经济转为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并重型经济。
这被誉为香江经济起飞的里程碑。银行将会在未来的香江经济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古老作坊式的银号将成为夕阳行业。
从内部条件来看，这一年，恒生银号注册股本增加到三千万港元，实收股本增加到一千五百万港元。如此财大气粗的银号，当时唯有恒生银号了。
并且，恒生银号的机制已基本实现了银行化。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何少恒买下中环消防局侧的旧楼，拟建未来的恒生银行大厦。
1960年1月1日，恒生银号改名恒生银行。而在次年，二十二层的恒生大厦落成，
外墙采用玻璃幕墙和铝材，是当时最先进的建筑材料。
银行物业是银行信誉的标志，恒生一易名就不同凡响，令同业刮目，反观一些开办多年的银行，却仍是钱庄银号的格局。
银海行船，有风有浪，这对恒生银行，既是挑战，当然又是考验。
1961年6月14日，香港爆发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挤提风潮。
廖创兴银行人山人海，存户排着长尤般的队伍，焦虑地等待提取存款，有的存户甚至露宿街头等候次日取款。挤提连续3天，据统计排队挤提的总人数逾2万人。
如此汹涌的挤提风潮，即便是金山银山也会搬空。廖创兴银行如抽干血液的躯体，奄奄一息。该行创始人廖宝珊，欲哭无泪，一命鸣呼！
廖创兴受灾，其他银行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说廖氏自作自受。
他们确有几分冷酷，但又不是空穴来风。香港政府没有完备的银行法，更不会制定官方利率，香港民间的银行公会倒是制定了同业利率，要求各会员行共同遵守，避免恶性竞争。
廖创兴原本就是把银号的一套照搬进银行，对同业公会的条例置若罔闻，创立“高息小额存款”。
以汇丰、渣打为首的银行对廖创兴十分不满，又无可奈何。现在廖创兴遭到挤提，各银行难免不会袖手傍观。
挤提风潮沸扬了3日之后，警方处长针对廖宝珊已潜逃的谣传，发表一
项声明：“市面出现一项谣言，指有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
离境云，查实此项谣言，乃毫无根据。”
这项声明对减缓挤提起了一定的作用。
廖宝珊仍在港，证明他尚能应
付局面。不过仍有许多小存户不放心，不将存款提进腰包，誓不罢休。
汇丰、渣打是银行公会常务会员行，还是兼容准中央银行权利与义务的大商业银行。两行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廖创兴银行，声称可透支三千万港元应
付挤提。
挤提风潮慢慢平息，摇摇欲坠的廖创兴免于“执笠”。欲哭无泪的廖宝珊该破涕开颜，重振雄风——不，他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事情的起因却是汇丰的好心援助。
汇丰与廖创兴拟好一份英文联合声明：“汇丰及渣打已作出若干安排，令廖创兴银行的事件，完全受到了控制。”
声明登于华文报纸，不知哪位翻译大师的巧译，中文译文竟是：“廖创兴银行之业务，完全置于汇丰及渣打控制之下。”
1961年银行挤提风潮，暴露了港府缺乏法制保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弱点。
因没有法例制约，廖创兴银行的经营即是合法。
若以国际间银行惯例衡量，该行的经营又极不规范：首先，大量从事非银行业务：其次，所制定的利息远远超出同业公会的利率协议；再次，没有留以相应的流动资金应付日常营业。
不知廖宝珊本人是否意识到这样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但他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不这样做，家庭财产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惊人膨胀。
廖创兴事件，港府受到各界尤其是银行界的批评。
1962年，港督柏立基爵士，邀请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汤姆金斯来港，汤氏是英国著名的银行法专家，他对香江银行业进行考察，并提交了“汤姆金斯报告”。
同年，香江银行同业公会超越重重障碍，完成了一件极富意义的大事。
会员行与非会员行坐到一起来，达成一项利率协议，规定了最高存款利率。
按此协议，非会员行的银号也必须遵守。
香江的银行业立法，到80年代金融三级制出台才算是基本完备。
不过，对当时银行业“无法无天”的现状来讲，这两项举措的出台，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外资大银行，一直是基本按照国际惯例和同业协定运作的，两项举措的出台对他们极有利。
华资银行，要么是从银号脱胎而来，要么沾染了较多的银号遗风。
他们大部适应不了新举措，不少人怨声载道，说英国人卡中国人脖子。
60年代，正是小银行与银号蓬勃发展的时代。
香江经济起飞，加工业遍地开花，房地产热持续升温，银行业有利可图，在香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廖宝珊罹难，并未在华人同业留下什么阴影。
有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厄运未降临自己头上罢了。
积重难返，港府的新条例和同业公会的协议，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恶习”甚至愈演愈烈。
结果，在新条例实施不到3个月，又一场特大挤提风潮席卷香江。ωww.五⑧①б０.℃ōΜ
明德银号即告破产，众多的中小银行在挤提风潮中摇摇欲坠，甚至连信誉卓著的恒生银行也濒临破产。
恒生一直口碑极佳，难道它也像廖创兴一样出现了重大失误？
恒生银行于1960年1月1日由恒生银号改名重组的。次年，二十二层的恒生大厦在中环落成。
除总行外，另在九龙油麻地、旺角设立分行。到1965年，恒生银行已拥有9间分行。
恒生银行在改名之前，就实现了与现代银行经营机制接轨。
利国伟在恒生银行的地位青云直上，1960年1月1日，晋升为董事；1964年1月，提升为副总经理。
恒生银行积极吸纳存款，到1965年挤提风潮爆发前，恒生的存款总额高达七亿两千万港元。
有较雄厚的存款做后盾，恒生董事长何少恒主动去寻找放贷市场。
当时纺织业、成衣业、塑胶业、五金业、玩具业等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前来要求贷款的工业家纷至沓来，其实根本用不着去找贷款客户。
何少恒认为，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不能等人家“求”我们恩赐；银行是盈利机构，物色准了客户，就意味着盈利。
他说：“栽培客户，就是壮大自己。”
他还说：“不要以为自己是客户的衣食父母，客户更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963年，恒生银行开办“银行业务初级进修班”。
目的是摈弃银号不适应现代形势的旧规陈俗，学习现代银行基础业务及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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