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呦！东家！可想死我了……”
贾富贵欣喜若狂。
他一直担心革命军会被剿灭，或者短毛一去不复返。虽说他已经得到了好处不会亏，但是天知道短毛还有什么新花样。
李自成笑问：“东西造的怎样了？”
“有大统领的新器械还有妙法，炼出来的都是精钢，没的说！”贾富贵笑成一张菊花脸。
一般工匠炼钢纯靠人品，时灵时不灵。其实简单说就是脱碳脱氧脱磷脱硫，去气去杂，调成分调温度。再简单就是根据原料，用酸性或碱性炉，然后加生石灰去杂，吹气去碳等。
当然，目前条件有限，李自成的炼铁炼钢法比较简陋，那也吊打全世界。
土高炉矮胖形，多风口多渣口，用无烟煤。若含硫高可土法洗煤，浸泡石灰水。
要求再高的零部件就上坩埚，用焦炭或木炭炼钢。
贾富贵得了本红宝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如今这胖子在冶炼上绝对打遍天下无敌手。
李自成鉴于当前条件有限，把各种细节步骤都规定死了，熟练工匠稍微提点一下就能上手。这附近最不缺的就是老工匠。
贾胖子把大统领迎进里屋，拉开柜子，步枪零件、手雷壳子、防弹插板等等新玩意儿出现在眼前。
李自成一样样拿起仔细检查，不停夸赞。
贾富贵喜道：“大统领，若是过得去，咱就开干？”
李自成点头，“干！年底能不能各造一千套？”
贾富贵脸一垮，“钢片子还好说，其他小件和无缝管子三成都难。您老的要求着实高，这玩意儿尺寸但凡有少许偏差就废了。还有轴承也不好弄，慢工才能出细活。”
“行吧！我看外面水床还没弄好？”
“已经修整完了堤坝。只是现在水量少，又快入冬了，预备明年再上水床。”
“行，看着你安排吧。钱我再想想法子……对了，先借三万九百两。”
“……”咋还有零有整。
“有难处？”
“没有没有，明早我就送过来。”
“直接拉去河南清化镇，给刘茂第。”
“刘二毛我熟啊！大统领跟他有买卖？他能干的我也能干！”
“别扯淡！贪多嚼不烂。你先把这一摊弄好，将来有的是富贵给你。”
贾富贵作揖，“多谢大统领提携。”
两人聊一会，李自成又去作坊视察一番，提点下工匠技艺。
他还亲自动手造出一个碗。
打磨出来锃明瓦亮，光可照人。
“这东西年都不会生绣，给你留着玩吧。”
贾富贵捧着不锈钢碗啧啧称奇。
“大统领，不是小的夸口，一年销三十万个没问题。”
“没戏！这东西不好弄。配方工艺留给你无妨，但是我没空言传身教。有本事自己琢磨去吧。”
贾富贵千恩万谢。
聊完工场里的事，贾富贵带着大统领前往张家拜访。
老张他爹读书未成，就去“远游商贩”；他自己读书也未成，只好继承偌大家业。
“治田间，课炉冶。薄食忍嗜，习为俭勤，僮仆最下者共苦乐。又行贾中州，用是居积阜成。”
彼此寒暄一顿，李自成神棍附体，“你家这娃机灵，好好念书。过两年就是秀才，十九岁中举，二十岁进士。有缘的话咱在河南原武县能见上一面。”
好彩头谁都爱听，老张当即端一盘银子奉上。
李自成坚辞不受。
他心说，你儿后来官至陕西巡抚，清朝的。墙头草，日后招揽起来应该能省点事。
出了张家门，李自成又提点贾富贵，“我待不了多久。周边府县有头有脸的人物，你要多拉关系。日后有大用。”
贾富贵自己就是大商人，附近做买卖的都熟，就是官宦之家的门不好登。
商人有钱，可是没地位。
第二家拜访老杨。
杨扑原是京师大兴知县，前些日子由家信得知流寇猖獗，遂返乡。
润城北边三面环水，老杨已踏勘好地形，眼下正在筹措资金，欲造坚堡抵御流贼。
李自成扯谎慕名而来，愿捐银一千两。
杨扑大喜，二人相谈甚欢。
李自成向他提议，本地炼铁废弃的坩埚甚多，用这东西砌墙，堪称铜墙铁壁。
三百年后小鬼子围攻，用炮都打不下。
拜别老杨出了门，李自成提醒贾富贵，“别忘了捐银一千两。”
“好好好！”贾胖子答应的干脆。
当晚在润城休息。
第二天李自成前往几里外的山沟。
郭峪也是富甲一方的大镇，居民近万。
郭峪三庄上下伏，秀才举人两千五。厉害！
王重新三十出头，他十四岁时就继承家业，来往于长芦、天津行商。现在名下有雇工上千人。
大土豪乐善好施，力崇俭朴，丝绸不穿，轿子也不肯坐。
按大明规定，商人坐轿违制，但早没人当一回事了。
明初定，文武百官都不得坐轿，“虽上公，出必乘马”。何论商人。
一来骑马彰显武德；二来宋儒反对坐轿，认为以人代畜，于理不宜。也算个理由吧。
可是，坐轿到底舒适，遮风挡雨且又威风气派，逐渐就泛滥了。
于是景泰四年朝廷重定规矩，三品及以上官员可以坐轿。
这就导致一些有趣现象。
比如，光禄寺卿是从三品，而都察院佥都御史是正四品。后者官品虽略低，但实权远大于那些清水衙门。因此光禄寺卿奉旨改任佥都御史，都不会有降职的懊丧，而是感到幸运。
不过麻烦也随之而来。能否坐轿的界线恰好划在三品与四品之间。转任佥都御史的官员赴朝谢恩时可以坐轿，接受任命后却只能告别轿子改为骑马。
所以《万历野获编》中有“抬轿谢恩，骑马到任”。那些转任官员在兴奋能捞钱之余，难免会有些不能坐轿的缺憾。
规定当然用来打破的，凭啥我六品官不能坐轿，老子就坐。
于是在弘治年再次重申规矩：文武官例应坐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城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坐轿，违例坐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
重申禁令能收到些效果，但日子一长，又渐渐松弛。
到了十五年后的正德四年，朝廷感到有必要再次重申禁令，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一次。
又过了二十七年，即嘉靖十五年，朝廷又一次申明：“四品下不许坐轿，亦毋得用肩舆。”
王世贞《觚不觚录》记，嘉靖中若有中级官员乘坐二人肩舆，会被认为是大可骇异之事。可是到万历元年，官员们即使各乘四人大轿结伙外出游玩，路人却感到很正常。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嘉靖间他在南京看到五城兵马司的官员违规坐轿，但又心虚，“道上遇各衙门长官，则下轿避进人家”。甚至遇见举人、秀才也下轿躲避，生怕被检举揭发。
可是“不上三四年”，违规坐轿现象到处可见。那些官员不仅是“轿子之帷幔鲜整，仪从赫奕”，而且还大模大样，堂而皇之出行。
嘉靖年间监察御史王化巡按浙江，有个举人去拜见他，戴了顶时髦大帽。
王化不满：举人戴这种帽子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言下之意是批评他的服饰违反了朝廷规定。
没想到举人并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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