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杀死，贺拔胜连恨带悔一病不起，不久去世，去世前，给宇文泰写信，抒发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宇文泰接到他的死讯，流泪太息，说：“诸将临敌，神色都显慌张，惟独贺拨公颜色如常，真正是大勇之人啊。”
邙山大败让宇文泰在好几年的时间里翻不了身，他必须得想办法尽快恢复过来，家底本来就不如人家，又差点被人家一锅端。这个时候，那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妙计救了他，也救了风雨飘摇中的西魏王朝。
这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妙计是改革。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东魏高欢和西魏宇文泰这两个冤家在北方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时候，有一个奇人却在长江以南置他的大好河山于不顾，每天只忙着念经。
这个人是梁武帝萧衍。
萧衍我们已经提到好几次了，就是非常仁慈，他的亲属犯了法他也舍不得惩罚，只是一味苦口婆心劝说，以至涕泪横流的那位梁朝皇帝。因此，他获得了一致认可，当选为当代“最仁慈名人”。但对一小撮人的过分仁慈（如皇亲国戚），就意味着对绝大多数人（如平头百姓）的不仁慈，这位“萧老公”就是这样。
除了上述的特点，这位童鞋还有一个更加离谱的嗜好：不爱龙袍爱袈裟。
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信奉佛教是普遍的爱好，上流人物用来麻痹精神，底层人民用来寄望来生。当时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来，前者是大同石窟和洛阳石窟（大同和洛阳先后是北魏的都城），后者有唐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但是，萧衍爱好佛教已经出格了，他居然要出家为僧。
后世也有一个皇帝当过和尚，那是朱元璋。但朱元璋是先当和尚后成皇帝，而且他当皇帝不是什么宗信仰或是业余爱好，完全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不当和尚就得饿死。
萧衍当和尚，我们找不出合理的解释，只能认为是吃饱了撑的。
他在南京（当时叫建康）城里舍身同泰寺，大臣们一团乱麻，急着赎他回来，这位老同志当和尚上了瘾，没过几天又跑回寺里，大臣们只好再凑钱赎他回来。如是者三次，梁武帝无所谓，同泰寺很高兴，这人贩子，当到这份儿上已经算是极致了。
梁武帝萧衍在南方忙着当和尚，没空趁着宇文泰和高欢捉对儿厮杀的的机会去打北方。因此，宇文泰和高欢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梁朝随时派个陈庆之来搞他们一下，他们的心里只有对方：我说我的心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邙山之败之后，宇文泰休息了四年，当然，这四年，他一刻也没有闲着。他一边在整顿内务好让他的人民和士兵吃得更饱点，一边磨牙，等待时机，准备一口咬断高欢的脖子。
邙山大败让宇文泰损失了六万之众，之前军事改革的成就被抵消殆尽。我们说过，北魏或东魏西魏都是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鲜卑人数有限，要想一下子把邙山之败中的六万鲜卑士兵补充起来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宇文泰把目光移到了汉人身上。
汉人在军队中的比例有所增长，军队的统帅还是那些当地素有声望的豪强，这样，宇文泰的措施既有效补充的兵源，又有加强鲜卑贵族集团和汉族豪强集团的融合，一举两得。
他还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这些我们在初中和高中历史课上都已经大致知道是什么内容了，每一个新王朝建立，都会采取这些措施，无非减轻农民负担，与民休息，少交或不交租、庸、调，以使农民能安心生产等，这招屡试不爽，在宇文泰身上也发生了奇效。西魏的经济很快恢复并发展起来。经济基础好了，上层建筑才能好，或者说，经济发展了，才有钱，有了钱，才能吃饱饭，才能有钱去打高欢。
宇文泰还做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废除了宫刑。据说宫刑的发明人是周初的大圣人周公姬旦，目的是替皇帝服务好成百上千的皇宫佳丽同时又不能给皇帝戴绿帽子，靠他们的自觉性显然是不行的，饱暖思，这是人性。于是杀千刀的周公想了一下十分狠毒又下流的手段：去势。作案工具都没有了，如何作案？
太惨无人道了，宇文泰能废除此刑，实在是先进得很。可惜，这一制度并没有完全对后世产生影响，不然，后世的唐朝、明朝也就不会宦官横行了，清朝也就没有安德海、李莲英什么事了。但至少，宫刑作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刑罚，从此不存在了。
宇文泰对人才非常重视，对政体制也十分重视，苏绰帮他制订的一套东西，他要求大小官吏倒背如流，否则，不能为官。他对苏绰也十分信任，自己出征在外，内务统统交给苏绰处理。
总之，大改革家宇文泰在败后，不屈不挠，励精图治，终于使得西魏最终不仅没被原本强大的东魏击败，反而占得先机。比起来，高欢，或是高欢的后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宇文泰沉浸在他的改革成果中，不想又人给了他当头一棒，让他猛醒，这个世界还不太平，他还有敌人，这个敌人已经又向他发动进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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