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了，崇祯皇帝已经自缢了，吴三桂纵使是厄勒梯亚附体，也不可能在山海关自行生产出大量可用战马。
朱翊钧是能够理解吴三桂的。
“白皙通候最少年”的吴三桂风流倜傥了一世，怎么会甘愿为了一个已经死去的君王去蹲在马厩边养马呢？
历史上的吴三桂就不是会干这种活儿的人嘛。
换句话说，倘或吴三桂是一个能蹲在马厩旁认真计算牝马发情期的人，皇太极也是不会说出那句“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的著名评语的。
因此吴三桂丝毫不为难自己，他干脆利落地剃了头，快快乐乐地跟着多尔衮杀人去了。
朱翊钧觉得自己是没有甚么资格去责难吴三桂和李自成的。
他二人的行为属于认清现实之后，追求自我的一种表达，虽然人还在为俗世的利益挣扎，但他们的精神已然是超脱了。
无论李自成和吴三桂如何对不起大明，但从动物学和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讲，他们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会养马和会杀人是不可兼得的。
朱翊钧心想，倘或一个王朝令自己的子民宁愿去杀人也不要养马，那定然不是马出了问题。
“免徭役、赐宝钞、免田租、增马户，太祖皇帝用心若此，却仍未能纾缓马户负担。”
朱翊钧感叹道，
“可见民牧养马之难，实不在是否能免赋减役这一项上。”
徐泰时回道，
“故而洪武末年，太祖皇帝已对马政有所更张，最初止以各户田地之多寡佥派马户，后又添进丁额一项，即以丁、粮合计为佥派标准。”
“此项国策于成祖皇帝时，正式更定为江北五丁养一马、江南十丁养一马。”
朱翊钧虽然是现代计划生育政策下产生的独生子女，但是他对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之前的社会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百姓多子，一户绝不止一丁，马户负担如此沉重，倘或论丁养马，一户有多丁者岂不负累？”
“倘或江北一户有五丁，原洪武五户之赋役皆成其永乐一户之责，长此以往，则必有‘隐丁’之忧。”
徐泰时仍是风度很好地笑笑，
“若以马数而论，永乐、仁宣年间的确堪称民间孳牧之极盛。”
朱翊钧当然读出了徐泰时好风度下的潜台词，
“马资虽于国用甚大，然尝思之当与用民同其利，汉文景时，闾巷有马千百为群，盖民生乐业，庶物咸殖，马自蕃息，民有即国家之有也。”
徐泰时又笑了笑，方道，
“皇上所言极是，据臣所知，洪熙之前，马匹蠲免、倒死，孳牧马匹免予追赔者极少。”
“而自洪熙、宣德开始，民牧马户免予追陪成了惯例，仁宗皇帝、宣宗皇帝皆时常予以蠲免，可见自仁宣之后，民间孳牧已现颓势。”
“尔后英宗北狩之时，景泰皇帝主国，瓦剌内犯，京城亦是缺马，因而不得不颁行寄养解俵之制，方才稍缓战局。”
“寄养解俵”始自正统十四年的土木之变之后，当时北京的边防形势已经急剧恶化，京师却缺少骑操的马匹。
因此朝廷调取州县孳牧马匹备用京师，尽数俵与北京附近直隶永平等府空闲人户领养孳牧。
“俵散”一词较为贴切的解释，就是将马匹分配给空闲增出人丁领养。
从喂养种马地区征取大马，然后寄养北京附近，以备随时取用，这种马匹叫“寄养马”。
而向种马养户征取马匹，而后解向寄养地区的活动，叫做“俵马”。
朱翊钧知道徐泰时强调寄养马的作用是有原因的。
寄养马本来是特殊情况下的应急措施，但是发展到后来却逐渐变成了一项长期政策。
晚明马政之所以发展到最后那个地步，就有正统十四年这项寄养政策的原因。
朱翊钧想了想，开始同徐泰时算细账，他其实是一个很不擅长算细账的人，但是形势比人强，晚明的一切事都需要算细账，
“那俵马征解如何？每年可俵多少匹？”
徐泰时显然是有备而来，立刻同皇帝罗列了一连串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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