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责，倒引出徐卿的许多抱怨来了。”
朱翊钧略一掀眼皮，见徐泰时仍额头贴地地跪伏在地，顿了一顿，又垂下了眼帘，
“古之太仆虽职主内厩，然昔年周穆王命伯囧以绳衍纠缪，汉之石庆策马之对贡禹，唐之张万岁、王毛仲以蕃马而得收一缣易一马之效。”
“此则上而官同职异，下而官同道异之理也，徐卿论元史，便是要朕以史为镜，朕论先贤，也是要徐卿以人为镜。”
徐泰时忙磕头道，
“得失轻重，固在其间，臣实不敢对皇上有所欺蔽。”
朱翊钧顿时沉默了下来，徐泰时的这个反应很明显对应的是自己的第一种心理准备。
他的确是预备来向皇帝说实话的，但是他也知道“实话”已然对挽救马政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朱翊钧对这个结果当然不感到意外，但是他心里总有一些隐约的失望。
他觉得万历十六年的马政情形理应比崇祯年间要好上一些，没想到徐泰时一进文华殿就像韩一良一样给了皇帝一个看起来诚实积极实则代表否定的表态。
朱翊钧轻轻地吸了一口气，在心里告诉自己千万别着急。
现在李自成还没出生，解决李自成父亲的生计问题，总比直接面对李自成的生存问题的余地要大上一些。
李自成父亲也是李自成决心造反的一大原因。
李自成的父亲李守忠当年被佥派为“马户”，因养马而赔累破产，后又因转行买卖瓷器而不幸失足身亡，导致李自成家道中落，使他不得不外出谋生，应募到银川驿当上了马夫邮递员。
从这个角度来说，后来发生在李自**生里的那一连串连锁反应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并不是崇祯皇帝决定裁革驿站，而是明廷极其不合理的马政制度。
如果不彻底改革马政，那么即便自己现在立刻传旨陕西米脂县去捉拿李守忠，也无法真正防止另一个“李自成”的诞生。
李自成只是明末种种腐败制度下因时机巧合而偶然形成的一个“农民领袖式”的人物，他本人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这个能随机滋生李自成的社会体制。
“古人云，‘人主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徐卿既不敢欺蔽，朕自理应听言受事。”
朱翊钧认真发问道，
“太仆寺寺库何至于匮乏至此，马政又是如何一步步败坏到今日这般田地，其中情由，徐卿可愿向朕一一道来？”
恰如朱翊钧先前所料，徐泰时闻言便道，
“事关国家，臣自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朱翊钧终于抬起眼来，叫起了徐泰时，又给他赐了座。
这时朱翊钧已然调整好了心态，他决定还是把自己当一个客观公正的明史研究生，而非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
晚明的制度问题是不能用“帝王思维”去解决的。
就像崇祯皇帝当年坚持要向韩一良追问那五百两书帕金的来历，就显得很不通情理。
韩一良公开向皇帝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这就意味着在满朝文武眼中，俸禄外的灰色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而那套名义上的、官员低薪的正式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现代人朱翊钧当然要比崇祯皇帝要通情达理。
这不是因为他默认了皇帝要向官僚集团的潜规则投降，而是他能从人性角度去体谅那套晚明正式制度下“作为清官”的艰难。
帝国制度一向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和毛病培育为全国性的灾难。
无论官僚集团如何挥舞道德大旗，但道德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对于这一点，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朱翊钧是普通人，因此他并不像崇祯皇帝那样要求朝中人人都用道德的力量去抵御人性的贪婪。
他接见徐泰时，只是想从人性角度出发，挖透晚明马政潜规则的深根，早早地将“闯王李自成的产生”扼杀在他家道中落之前，将吴三桂的假降制止于辽东彻底变成一个无银无马的烂摊子之前。
因此当徐泰时落座之后，朱翊钧看向他的目光竟然意外的平和，他是拿做学术的态度去面对徐泰时对马政溃烂的诚实的，
“民牧种马之佥派，无非是计户、计丁、计地之三策，如今徐卿言道库匮马乏，莫非是此三策皆不能奏效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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