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贵妃在此处倒并非是明知故问。

李太后能召武清侯入宫训示，那也是在她成了“九莲菩萨”之后。

万历十六年的郑贵妃还没有这种能随意与郑承宪、郑国泰交相联络的特权。

郑贵妃对郑家发展情况的了解主要来源于皇帝和外朝科道官的奏疏。

但是自万历十四年朱常洵诞生之后，国本之争一起，科道官对郑家的评价就出现了强烈的政治倾向。

所以郑贵妃对父兄在宫外的生活状况确实不是很了解。

因此她这会儿对郑国泰的垂问是真心的，而非是居高临下的。

郑家的荣华富贵都源自于她这个皇贵妃，她当然有资格知道她父兄拿着她给的富贵作甚么去了。

郑国泰回道，

“父亲这两年身体不好，也做不了甚么额外的营生，左不过是靠着皇上赐的田吃租子罢了。”

郑贵妃忙道，

“吃租子也不能吃得太过，武清侯家才七百顷地，父亲手中有三百顷，早已够一家人安度晚年了。”

郑国泰笑道，

“贵妃娘娘莫担心，农户们都爱租外戚的田，又不止咱们一家吃租子。”

“其他有些人家，投献占夺、强买强卖的不知多少，科道官从前弹劾过几次，也不见皇上下旨降罪过谁啊。”

郑家没有封爵，因此不能像武清侯和永年伯一样拿朝廷俸禄，家中的经济来源的确全部靠万历皇帝赏赐的那三百顷田地。

理论上而言，皇帝钦赐的外戚庄田属于官田范畴，即所有权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个人。

倘或外戚因犯罪、故绝或其他事故，其所赐庄田就要没收归官或退还给官。

即使是像永年伯家一样拥有世袭特权，可也是仅限于“地权”本身，地权允许被世代相传，但皇帝所钦赐的官田一般不能被自由买卖。

于是就出现了郑国泰口中的“吃租”现象。

具体而言，就是外戚将庄田的土地租佃给无地农民，每年收取一定数量的庄田籽粒作为租金。

这种租佃式经营在晚明拥有钦赐官田的皇亲国戚中很是流行。

一则省去了管理上的麻烦，每年只要到收获季节派人下去收租即可，不必再另外豢养管庄官校、庄头、伴当等奴仆。

二则保证了地租的正常征收，每逢灾年，粮食歉收，朝廷都会蠲免田赋，可是外戚依然可以向租佃农民征租，降低了歉收年所需承担的风险。

当然郑国泰说“农户们爱租外戚的田”也是事实。

明朝官田的赋税要比民田的赋税高，那些无地农民租种外戚的土地，所交纳的实际税收一般会低于官田赋税。

而且与外戚土地的徭役相比，官田的徭役特别繁重。

虽然这些租种外戚土地的佃户，他们的户籍仍附着于州县，理论上来讲既要向庄主缴纳地租，又得向地方上承应徭役。

但因为有外戚庇护，只要完成了外戚庄田中的工作，一般并不用他们过多地承担地方上的徭役。

而倘或是一般小民，即使手中有民田，交纳的田税比官田低上那么一点儿。

但要是算上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以及地方上的科派徭役，其实际负担要比租佃外戚的无地农民要重上许多。

至于“投献”，实际就是这种寻求特权庇护的形式衍生，只不过其主要对象从无地农民变成了有地农民。

晚明的“投献”主要有“自献”和“妄献”两种形式。

前者是指农民为了逃避赋税差役而托庇外戚之家，主动将自己的土地投献到外戚名下。

后者是指地方恶棍无赖之徒，妄指民田为无粮闲田，强行将其进献给外戚，并从中渔猎，取得外戚权贵的崇赏。

这类佃户投充到外戚名下之后，便不再附着于地方黄册，因此对国家也就不再承担纳粮当差的义务，而专门为庄主耕佃，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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