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度缅甸传入云南。
后世公认的、诸多番薯引进路线中影响最大的一条，其实是福建长乐陈振龙家族的那一条。
万历二十一年时，陈振龙之子陈经纶为帮助家乡度过灾荒，特意将番薯种子献给福建巡抚金学曾，在金学曾的支持下，番薯从长乐开始迅速向全国传播。
现在朱翊钧试图将番薯试验田的时间线提前五年，将番薯的推广从历史上的福建转到云南。
云南引进番薯其实比福建的陈振龙家族更早。
早到葡萄牙人开始大航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番薯带到非洲沿海诸地、印度西岸的要港果阿以及印尼的部分岛屿群。
最早在嘉靖年间的《大理府志》以及万历四年的《云南通志》中，甘薯就已经被滇西的六个州府列为当地物产。
因此朱翊钧的讲话是有据可查的，即使申时行再往下追问，他也能举出云南临安、姚安、景东、顺宁四府种植番薯的事迹。
既然玉米和红薯最先传到的都是云南，不妨就先从云南试验起来。
关于“试验田”，朱翊钧也是从历史中总结出的教训。
他知道按照晚明的农业条件，即使是推广现代的杂交水稻，也绝不可能一步到位。
朱翊钧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他两辈子都没种过一次地，如果真要推广种植番薯，一定要结合晚明实际的耕地经验，而不是根据前世学来的知识纸上谈兵。
而且明末主张推广番薯种植的名人实际真不算少，除了陈振龙、金学曾外，其他譬如叶向高、何乔远、谢肇淛、周亮工，各地关心农事的学者如徐光启、王象晋都努力传播过番薯种植，并著有相关文章。
但是万历年间就传入的番薯和玉米，在清朝之前，始终没能在全国实现真正地普遍种植。
朱翊钧觉得这其中起码有两个原因。
一是这两种作物的食用口感确实不如大米和面粉，特别是红薯食用之后有胀气、泛酸等不良反应，因此百姓的种植积极性不高。
而到崇祯年间，全球进入小冰期，再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最严重的陕西地区推广种植玉米和红薯，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来不及挽救大明了。
二是因为这两种作物的经济价值实在不高，明末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南方由开海之后带来的商品经济利益，大地主们普遍乐于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茶叶、烟草，或者养殖桑蚕。
而作为底层农民救命之物的红薯和玉米就被大地主们弃如敝履，即使有所种植，也是浅尝辄止，绝不会因为要挽救底层农民的性命而放弃经济作物所带来的利益。
这一点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甘薯疏》中就可以看出，徐光启所撰《甘薯疏》，是源自他亲自试种和在他家乡上海普及的经验。
但徐光启的努力成果范围十分狭小，基本只限于上海一地，江南大地主们都忙着做生意不跟进，就凭徐光启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拯救大明苍生。
因此朱翊钧说话时是十分谨慎的，徐光启是可遇不可求的大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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