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官员在海外贸易管理执法权中，仅仅只剩“丈估”的职权，“主裁”之责完全被掌握在广东市舶司手里。
朱翊钧笑道，
“朕没说他们不尽心，只是朕有些好奇，既然洋商和传教士是一伙儿的，那洋商也全信教吗？”
朱翊镠“哟”了一声，道，
“这臣倒不清楚了，不过洋人里头信教的人的确多。”
朱翊钧明知故问道，
“他们都信甚么教啊？”
朱翊镠想了想，道，
“都信景教……就是蒙元的也里可温教。”
李太后忙道，
“那就更不能让洋人到内陆来了，也里可温教的教徒一多，必会与释道二教分庭抗礼。”
李太后笃信佛教，自然会对基督天主产生敌意。
朱翊钧不以为意道，
“洋教也没甚么稀奇，当年蒙古的克烈部、乃蛮部、汪古和畏吾儿部都信景教，忽必烈时，那拂林国来的景教教徒爱薛还被伊利汗国的阿鲁浑汗封侯拜相呢。”
李太后淡淡道，
“用信洋教的洋人当官当然没甚么关系，不过是忠孝仁义之外再多信一样东西，和咱们大明的官员时常去佛寺里敬几柱香是一样的。”
“可要是这洋人不当官，光传教，传得百姓变了想法，变得忠孝仁义全都不信，或者将忠孝仁义变了腔调，成了另外一样东西，那就会出大事。”
“何况，这也里可温教本来就凶狠残暴，哪里能同释道二教相提并论呢？”
朱翊钧相当佩服李太后那敏锐的洞察力，晚清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不就是洪秀全“将忠孝仁义变了腔调”吗？
“老娘娘未免有失偏颇了罢。”
佩服归佩服，朱翊钧却不能像李太后一样，任性地把传教士一竿子打死，晚明不是晚清，晚明传教士的作用可不止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一项，
“也里可温教或也有可取之处。”
李太后道，
“昔年蒙古人征南宋的时候，那南征大将伯颜不就信也里可温教吗？”
“倘或也里可温教能与佛教一般普渡众生，那蒙古大将伯颜又怎么会屠尽常州呢？”
朱翊镠补充道，
“是啊，当年伯颜把常州屠的就只剩七个人了，且他征南宋的时候，还说要像曹彬征江南一样敛杀呢。”
李太后总结道，
“洋教就是嘴上说得好听话，手里做得杀人事，皇上即便对传教士感兴趣，挑几个看得顺眼的，封个不大不小的闲官也就罢了。”
蒙元留下的历史阴影过于沉重，朱翊钧一时竟也寻不出合理的说辞来反驳。
李太后和朱翊镠的观点可以普遍代表一般明朝人对基督教的看法。
蒙古对基督教徒的确十分宽容，但由于元廷当时的政策问题，基督教未能正式走向中国化。
蒙元的基督教徒虽然能受到元廷的重用，但他们在大都学习语言、翻译经书的时候，用的都是鞑靼文、拉丁文、波斯文，用到汉文的地方极其之少，导致基督教经文未能在元代进行成功地汉化。
且蒙元时代的基督教完全依附于蒙古人与色目人，是一种只流行于蒙古上层社会的信仰，其本身的文化
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与汉人和南人有着天然的文化隔阂。
再加上元朝后期，元武宗听信道士赵归之言，下令废金山十字封；元仁宗又起用李孟，采取政教分离政策，使得基督教在地方势力一泻千里。
这种政治上的依附性，大大制约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而当朱元璋推翻元政权之后，明廷害怕蒙古人从草原重取江山，因而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禁止一切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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