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杞没有耽搁,立刻回到春和宫,不过此刻高务实尚在文渊阁办公,却是一时半会儿见不到的。他对此倒也并不意外,便只是着人知会了叔父一声,便靠坐在春和宫偏殿书房的客座上打盹。
说起来,从高务实吩咐他出宫办事至今,他确实也没怎么休息,现在两只眼圈都已经发黑了。不过高杞对此看得很开,他这些年一直待在高务实身边,对叔父的言行举止,乃至办事风格都刻意模仿,到如今也算小有所成,以至于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温言笑语,深不可测”。
高杞对这种情况也颇有几分得意,只是从来不曾表现出来。他是真的在高务实身边学到不少,也因此深知自己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
他知道,自己只是叔父的堂侄,甚至都不是他的“从子”之一,但如今却极受重用,眼瞅着要掌握京华的“东厂”。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越发应该谨言慎行,万万不能出任何差池,更不可在人前表现出什么自矜身份的模样,否则定会惹得叔父侧目。
[注:关于“从子”这个概念的范畴,历史上是有所变迁的,大抵以唐宋为分界线。唐宋以前,在宗法意义上,从父兄弟(分为从父兄、从父弟)之子称之为从子(区别于宗亲称谓的兄子/弟子),也即父之兄弟(伯父/叔父)之孙。举个例子,如果乙是甲的父亲的亲兄弟的孙子,那么乙便是甲的从子。
唐宋时,中国的礼仪制度开始进一步细化完善,时人开始只把亲兄弟之子称作从子,即“从子”等同于“叔侄”中的“侄”,而堂兄弟之子即“堂侄”,实际上就只能算族侄了,也可称作“再从子”。
不过这里多说一句,大明朝廷对于重臣的恩荫,如果无子可荫,侄儿也可以,倘若亲侄儿即“从子”都没有,或者已经恩荫过了,而朝廷又再赏了恩荫名额,则堂侄\再从子也可以,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高杞很在意高务实的看法,这是毋庸置疑的,整个新郑高氏谁不知道这一大家子人靠的是谁?
高杞做了这么些年的情报秘书,早已养成了认真分析局势的习惯。而对于族中的情况,他自然也不会放过。在他眼里,新郑高氏大抵是这样的局面:
在六叔这棵大树的荫蔽之下,我高杞虽非六房嫡脉,却也蒙六叔厚爱,得以在家族中占有重要一席。家族中的每一房,都像是大树的枝干,各自伸展,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大房大伯务滋就不提了,六叔对他极为失望,只留他在新郑守着祖祠。二伯孟男,虽非高家血缘所系,却以其沉稳有为而深得六叔信赖,委以暹罗国相之重任,实际上就是南疆头号文臣,其在定南政坛的声望,几如泰山之固。可惜二伯无嗣……不过,也可能正因为他无嗣,所以六叔才对他如此信重吧?
不过话说回来,大伯虽然没什么前途可言了,但其子瑞雏,六叔却是寄予厚望,令其担任龙牙代管领的首任巡阅使,守护着龙牙海峡那个交通要道。这显然是对其能力的考验,亦是对其潜力的培养。我这位堂兄弟啊,今后恐怕造化不小。
他还有个弟弟瑞隆,如今也在南疆历练,任北勃泥镇守使,同样算是颇受重用。只是他头顶上还有个六叔的亲弟弟高务勤,有这位勃泥巡阅使在,北勃泥镇守使的发挥空间就有限了。六叔如此安排,不知是单从辈分考虑,还是有意压一压瑞隆,以免兄弟二人没了先后,各自坐大。
二房人丁不旺,上一代就只有三伯国彦一根独苗,结果他自己也只有两个儿子,且长子早夭,最终只养活了一个幼子高鸣。他如今刚刚成年,玩心还大,三伯又宠得很,便没让他立刻进入京华,自然也没有形成势力。
不过三伯本人掌管京华银行多年,其在金融界的威望除了六叔本人之外无人可及,使得各派系皆不敢小觑。只是不知将来高鸣能不能接过乃父的权柄……且等几年再看吧。
三房的七叔务观,虽在京师并无实权,但他本是六房出身,是六叔的亲弟弟,只是被过继到三房承嗣。他有文正公的牌位在,族中之人自然无不对其保持敬重。
四房那位伯父早夭无嗣,也就不提了。
我父务本,曾是锦衣卫中人,后因六叔的安排,辞去职务,专心培养我们兄弟三人。我在情报秘书的位置上,虽不敢说功勋卓著,却也勤勉尽责,力求不负六叔所托,如今眼瞅着要主管内务部,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切记谨慎行事,莫要张扬。
我二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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