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死的念头也被这炮声轰灭了，活下去的念头油然而生、节节攀高。
城里贴出“革大”招生广告。“革大”全称“革命干部大学”，实为一种短训班，他捷足先登成了首批学员。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八方要人，革大毕业后，他们班学员首先便投入了清匪反霸斗争。参加土改是他接受的第二项任务，所以还是个新手。
工作队将留仙镇划为几个土改小组，洪范乃在自己负责的组开展访贫问苦。
他走进一家由山壁、石块和高粱秆围成的花里胡哨的小屋，里面住着流浪汉牛牛，交谈对方除哼哼哈哈外，没有多的话。他鼓动一番后离开。
他既有此经验，下一个便不再去找穷光蛋，而走进了一幢外观尚可的茅草屋。
这家主人钱七。清初时鼓励移民迁徙。钱七祖上携带糇粮远徙来到这里垦荒置业，多年后除自己开垦出的十数亩田地外，还买下了几处田产。钱家这位高祖奋力拼搏加上会谋划运筹，在一代之内就为后人创下了基业。
高祖历代子孙或贫或富，各有运迹，起起落落。这也是社会之常态。钱七的爷爷都还是大户，父子两代才落败了，为人佣耕。
钱七人却乐观健谈。既知对方是代表政府，自己又是该分田的对象，问啥说啥。
工作队访贫问苦目的是要撒播仇恨的种子，并赶紧催生发芽。具体便是在农民中调动土改的积极性，组织起向地主开火的队伍。
工作队员交谈中的“利器”就是很多人都没听说过的“剥削”这个词儿。
此词古已有之，现成了最热门的词儿，乃是支配整个社会运转的一个基本理念。土改过程中那些让因循守旧者不能理解的行动，只有借助这把牛耳尖刀才名正言顺，才能让人敢作敢为。
既为利器，首先要让对方听得懂。
尤其对脑筋一团浆糊和爱钻牛角尖这两类人，对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解释来解释去都往往会缠夹不清。这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教大家算剥削账。
洪范带钱七算受剥削的账：当了多少年佃客，受过几个东家的剥削，租每个东家多少田地，交多少租子，无偿为东家做其他事情没有。
同一东家每年租的田地又有变化，交租也有变化，时间漫长，钱七虽然记性好，但也只能共同算个大概，算出二十七年间共被剥削了五百多担黄谷！
算完后钱七如醍醐灌顶，猛拍脑门：“几十年为地主白干活，还以为该交给他们的！”
洪范随即将目光落在钱七的脚上，意味深长地问他怎么一年四季穿不起鞋？
“穷呀！我生下来就没有鞋子穿，打了半辈子光脚，我有回捡丢的烂鞋子穿了试，穿不惯，穿半天就脱了。这几年镇上办陈王会，这都是东家送的鞋子。”
说着从床脚掏了几双鞋子出来丢在地上：“东家送的鞋子我也是当天穿了，就收起来。穿不惯。”
洪范于是就觉得像吃了个飞蛾在嘴里，直打干呕。走到水缸边假装舀水喝，涮了涮口走出去吐了。进来又拉杂了两句，客气离开。
顺脚走进隔块菜地只有两楹的土墙房。这家主人赵子云，母亲信佛。
洪范进去看见侧面的案头上供着佛像和香灰碗，心想不好做工作，已不好退出了。
赵子云虽不烧香念经，但与众人一样相信因果报应和人生有命、富贵在天，对土改分田分地不知是祸是福。
他见洪范进门，不站起迎客，坐着生硬的问有什么事？对与己有关的简单提问便回答，问别的就像没听见。
“我租的田土有十多亩，一年交十担租。”
“一担……”
“一担一百斤嘛。”
“那你亩产？”
“谷子亩产，还是有两三百斤嘛。只交谷子，一年两季还有些苞谷杂粮，不交。”
说起过世不久的父亲才多说了几句：“庄稼好手，上坡下田一个顶两个。犁得深，耙得绒（烂），栽的秧窝大不同。就是酗酒，喝醉酒从山坡摔下摔死了。”
问到东家待人如何时，只简单说道：“他们文家的清明会，我去帮着煮饭，也跟着吃。”
总不让有可乘之机——或这本就没有啊。
正好到了这家吃饭时间，女人拿五双碗筷出来摆在桌子上。
坐在墙边始终没说一句话的婆婆突然间开腔了：“同志又吃不来我家的饭。”
洪范想虽然话不投机，吃饭是吃饭，通过吃饭气氛变融洽了也有可能，便说：“闻起都好香，吃得来，吃得来！”
笑着掏钱放在桌上。
女人还是在他眼皮下将碗筷减少了一副。
他只好讪讪地揣起钱走人。
早晨洪范看见田里劳动的人，却判断不了他们的阶级成分。他晓得地主也是要下田的，多数也穿的补疤衣。
他见一群女人娃儿，有的提着、挽着篮子，有的背着小背篼儿向山坡方向走去，知是去挖野菜。要说采山果的话，春季里并没有什么山果，便跟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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