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再次让所有人的视线聚集到了会议室后面的常浩南身上。

只不过这一次，他已经几乎感受不到众人目光中的怀疑了。

清了清嗓子之后，常浩南说出了自己的具体计划：

“现在我们面对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不确定计算机模拟出来的结果与现实情况差距有多大，因此完全可以分两步进行验证。”

“副翼效率的计算本质上是一种流场分析，所以我们首先选择一个确保试飞安全的工况，比如1.2倍音速、10°仰角，然后由我来计算出这种情况下机翼表面的流场分布，然后进行一次试飞。”

“如果这一次试飞得到的结果和计算结果的吻合度符合要求，说明计算结果的精度没有问题，下一步就可以激进一些，直接在发生副翼反效的工况点附近进行试飞”

这个想法其实还是受到了之前603所的启发，后者在验证主动颤振控制技术时，也是用类似的方式分成两个步骤，在加快验证进度的同时把风险控制在了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当然，说是可以接受，但终究是不如最保守的逐次逼近法稳妥，还是需要身为总设计师的杨奉畑承受一定压力的。

这边常浩南的话音刚落，旁边不远处就有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工程师开口询问道：

“这个办法在理论上确实可行，但是你的第一步，验证你计算出的带弹状态下机翼上表面的流场情况，应该如何进行？”

由于90年代的传感器技术还不够先进，所以很难实时测量整个机翼表面的流场分布情况，很多时候都需要通过试飞员的主观感受进行判断。

风洞模型倒是可以，但还原度终究不能跟试飞相比。

只不过这个问题甚至没需要常浩南回答。

“赵工程师刚加入工作两年，所以有些事情可能还了解得不多，咱们601所倒是早就有解决这类问题的经验。”

这次开口替常浩南解释的竟然是那位老工程师徐进。

实际上他对于数字化设计本身并没有什么偏见，毕竟搞飞机设计的人不可能真是什么老古董，只是单纯觉得林示宽他们几个人光烧钱不干事而已。

因此他在刚刚看到常浩南带来的报告之后，就非常好奇对方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之前搞歼8B的时候，顾委员就是靠着在机身上贴毛线观察机身表面的气流情况，解决了困扰我们很长时间的抖振问题，现在完全可以再用一次一样的办法。”

院士这个称呼是1993年10月才开始出现的，此前一直叫做学部委员，因此年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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