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对于缓解帝国的财政窘境，甚至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于是，就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开年，面对由于连年战争国库耗尽，已经走投无路的崇祯帝，只得向满朝文武百官和皇亲国戚们发出号召，希望大家能捐钱筹集军饷，以对抗李自成的农民军。
募捐号召发出后，尽管明熹宗的皇后的父亲、太康伯张国纪带头捐了2万两银子，但其他人中，除了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之外，其他的几乎没有人响应，眼见群臣应者寥寥，心急如焚的崇祯又紧急派出多位太监，分别到大臣和皇亲国戚们家中游说募捐。
太监徐高随后奉命前往崇祯的老岳父、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家中，让他带个头，捐个10万两银子。
此前，在即位之初，崇祯曾经赏赐了一套苏州的豪宅给老岳父周奎，还曾经一次赐给他700顷土地和30名随从尉军。作为当朝国丈，周奎平时非常吝啬，还经常给当时北京城的平民放高利贷，“寝室积钱常满”，收高利贷富得流油——但就是这样一位富豪国丈，却在女婿崇祯和国家危难之际装穷卖傻，任凭崇祯的使者、太监徐高几次哭着哀求都没有用，临走前，徐高对周奎说，“老皇亲你如此吝啬，现在国家危难，以后即使你广蓄钱财，又有什么用呢？”
实在无奈之下，周奎只好勉强答应捐1万两银子。
但崇祯帝认为老岳父周奎实在太不像话，要他至少必须拿出2万两银子，跟前任国丈、太康伯张国纪一样，给满朝文武做个示范，周奎于是就跑到后宫央求女儿周皇后帮忙，周皇后为了面子，只好从皇宫东拼西凑了5000两银子送给周奎，而周奎竟然私底下还贪污藏匿了3000两。
于是，在明熹宗国丈太康伯张国纪和当朝国丈嘉定伯周奎的带头“示范”下，号称当时京城首富的大太监王之心捐了1万两，连同其他皇亲国戚和满朝文武，这次亡国前夕的募捐活动，崇祯一共只筹集到了20万两银子。
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但对于火烧眉毛的崇祯来说，这点钱也算是聊胜于无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后话是，后来崇祯上吊自尽后，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城后，检查明朝的国库，发现查来查去，竟然只有“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
需要金钱运转的李自成，于是让手下对城内的原明朝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严刑拷打逼供，一度哭穷的周奎最后向李自成上交了52万两银子，而太监王之心则交了15万两，李自成在北京几个月，从这些人身上逼索到了7000多万两银子，相比于崇祯“文明劝捐”只得到20万两银子的结果，李自成失了官心，但却得到了实在好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对比的讽刺，由此可见明朝在亡国前夕，满朝勋戚和文武百官，很多人都怀着一种“等公司倒闭、换老板、好跳槽”的心理。
对此学者刘守刚指出，“从劝捐事件可以看出，在君主可能失去江山时，具有自己独立地位与权力来源的官僚在背弃君主时是坚决无情的。哪怕是勋戚和宦官这些被君主有意识地扶植起来的人，也没有成为卫护一家一姓政权的力量。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的一句话，把这些官僚的心思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那就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不是天下的主人，而只是可以更换的客人，任何人的君位都是可被撤销的对象，官僚也可为不同的君主服务。”
简单来说，大厦将倾，很多人都做好准备，要换公司、换老板了。
明末官僚群体都在观望局势发展，很多人在准备跳槽换老板。图源：影视剧照
04
就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流民大军到处扫荡之时，内外交困之中的崇祯，意外得到消息，说清人皇帝皇太极，已于崇祯十六年农历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暴亡——据记载，可能死于中风的皇太极死亡当天白天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就突然病逝，这使得清廷内部的多尔衮、豪格等人为了夺权，暂时陷入了混乱。
尽管辽东战场临时歇了口气，但李自成并未停下脚步，就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攻占西安、随后占领陕西全省后，李自成决定正式称帝。
此前，1643年农历三月，李自成在攻占襄阳后自称为“新顺王”，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一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并宣布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至此，在1644年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出现了三个年号，这分别是：大明帝国的崇祯十七年，和辽东满清的顺治元年（多尔衮和豪格经过妥协，最终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为帝，是为顺治帝，并于1644年改元顺治），以及李自成创立的大顺国的永昌元年。
正式称帝后，李自成开始发兵，计划取道山西进攻北京，农历二月，李自成先后挥兵攻克山西汾州（今汾阳）、阳城、蒲州和太原等地，除了在代州（今属忻州）和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先后遭遇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农民军死伤七万多人外，其他地方并未遇到像样抵抗。
宁武关陷落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一日，此时，距离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上吊自尽，还有18天时间。
作为拱卫军事重镇大同的门户，宁武关陷落，大同也岌岌可危，由于在宁武关遭遇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因为李自成下令对宁武关进行屠城——“婴幼不遗”，这种残酷的屠城政策，使得大同总兵姜瓖极为震撼，看到大势已去，姜瓖立即开关投降，随后，宣府总兵王承胤也向李自成递上了降表，当年三月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开进宣府镇，“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满城军民都庆幸自己没有遭遇战祸，免于身受屠戮之灾。
就在李自成取道山西，即将兵临北京城下之时，崇祯再次想起了迁都南京的计划，为此，他与左中允李明睿多次秘密商谈南迁，但崇祯担心像此前计划迁都一样遭遇群臣反对，因此一直不敢公开此事，一直到农历三月一日宁武关和大同在同一天陷落后，已经接近走投无路的崇祯，决定公开召见百官，商谈南迁计划。
没想到，兵科给事中光时亨首先站出来反对，光时亨激动地说，如果不杀主张南迁的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于是，其他大臣都不敢再公开讨论此事，死要面子的崇祯无可奈何，只得装样子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
见群臣都不敢附议南迁，崇祯只得违心地表示要坚守京城，与京都共存亡：“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有意思的是，激烈反对南迁的光时亨，却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率先投降农民军，在帝国最后的生死存亡关头，光时亨表现得激烈慷慨，但当北京城破之日，他却毫无骨气地屈膝投降。
面对这样不敢担当甚至虚伪无耻的臣子，在某种程度上，也难怪崇祯感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因为归根到底，京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们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良田美宅带不走，而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他们跳槽到新公司，总比南迁之路颠沛流离来得轻松。
另外，大臣们对崇祯也有些恐惧。崇祯皇帝在位17年，虽然忙里忙外，但这个皇帝就像有偏执型人格障碍，不轻易相信别人，喜欢杀大臣。
对这样一个皇帝，众臣很难跟他一条心。
历史学者魏斐德对此认为，崇祯在亡国前最终决定放弃迁都，他的优柔寡断，使得清朝得以在击败李自成后，入关继承了明朝完整的中央机构，几乎接管了明朝京城的全部汉族高官，并依靠这套系统，进一步统一了南方。
而这次迁都计划的失败和崇祯的死亡，也削弱了南方明朝皇室宗亲的凝聚力。
后来，建立于南方的南明政权，包括由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以及后来福建的隆武、广东的永历等小朝廷，由于缺乏天下共主的地位，派系倾轧，内耗严重，最终抗清失败。
假如当初崇祯成功南迁，即便北方被闯军或清朝所夺，至少可在南方实行统一的军令政令。这样的南明政权，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当清军于1642年底攻入山东，杀死鲁王朱以派，并掳掠了220万两白银和36万汉人入关为奴之时，手下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在关内，为了应对不断攻城掠地的农民军，崇祯先是于1642年年初，下令释放了此前曾经大败李自成、后来却无辜被羁押三年多的名将孙传庭，但日趋壮大的李自成农民军已经今非昔比，而手下已经没有精兵强将的孙传庭，则在开封城破后的第二个月（1642年农历十月），被李自成击败于河南，随后，明朝“诸将皆望风引避，莫有敢当其锋者”，很多官吏甚至直接弃城出逃，“易服匿草间”。
在河南境内击败孙传庭后，李自成又挥兵进攻湖广重镇襄阳，当时，镇守襄阳的是拥兵二十万的左良玉，这也是崇祯在关内仅剩的一两支仍然可以倚为支柱的大军，结果，左良玉不仅没有守城御敌，反而是在李自成兵临城下前，先是纵兵掳掠襄阳和樊城百姓，然后弃城出逃，致使李自成轻松占领襄阳。
襄阳一失，李自成的军队很沿着汉江进入到了长江中游，并先后攻克了长江中游的重镇枣阳、荆门、荆州等地。
进入崇祯十六年（1643年）后，当年农历五月，另外一支主要流民军队、张献忠所部又攻陷了华中重镇武昌，并处死了楚王朱华奎——张献忠也学习李自成吃福王肉，将楚王朱华奎剁碎了吃掉，不仅如此，张献忠还将攻陷武昌等地掠夺来的六百多万两白银拿出来召集流民、扩大军队。
01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权，与此同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对于张献忠的称王举动，李自成颇为不满，当时，明军左良玉部开始反攻张献忠军队，为了避免与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两面作战，张献忠于是又率领军队南下进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又率部向四川进发，开始了此后乱蜀的大屠杀之战。
与此同时，此前只是满足于攻城略地、杀人越货的李自成，也开始萌生了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的想法，就在攻克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李自成就发布檄文声讨崇祯皇帝和明朝官方说：
“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
而对于攻克之地的百姓，李自成则发布檄文进行抚慰：“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到处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这对于当时因为大干旱以及明朝官方三大饷重压之下，已经接近生存极限的北方灾民来说，影响巨大，以致于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所至风靡”。
对于这种农民军和明朝官方的人心向背转换，明朝翰林院编修马世奇在与崇祯的对话中指出，在农民军中，李自成比张献忠更可怕，原因就在于张献忠到处屠戮，而李自成却处处收买人心：“今闯、献（李自成、张献忠）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
对于李自成攻城后散财收买民心的举措，马世奇分析说：“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谈到如何扭转困局，马世奇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但已经陷入“崇祯死局”的明朝官方显然对于如何扭转人心无能为力，相反，一切现实都在不断加重“崇祯死局”的恶性循环，对此，保定巡抚徐标就在与崇祯皇帝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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