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崇祯十五年（1642年）开始，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就在紫禁城中焦急等待。
此前几年，汤若望奉崇祯皇帝之命，在北京城中率领工匠铸造火炮，支援辽东前线对抗满清（后金）。但崇祯十四年（1641年），大明在辽东最后的一支精锐部队十三万人出山海关救援锦州，却被清兵击溃，统兵的蓟辽总督洪承畴生死不明。
尽管已入中国传教多年，帮助明朝官方修订历法、铸造大炮的汤若望明白，他寄予厚望的大明帝国眼下摇摇欲坠，在内有农民军、外有满清的双重夹击之下，或许已经时日无多。
一个积重难返的农业帝国，不是最先进的历法和大炮就能拯救的。
就在汤若望焦急等待之际，前方消息传来，说蓟辽总督洪承畴在城破后不愿投降，已经“殉国”了。为此，崇祯皇帝震悼痛哭，甚至下令设祭坛于朝天宫前，准备亲往祭奠，在朝堂上，崇祯流了眼泪说：“我不曾救得承畴。”
但事实是，困守松山城半年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洪承畴在松山城破后被俘。起初，他确实是绝食数日拒绝投降，对此，已经将国号从金（后金）改为大清的皇太极多次派人前往劝降，都被大骂而回。
不愿放弃的皇太极派出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范文程见到洪承畴后，不提招降之事，只是与他谈古论今。谈话间，只见梁上掉下来一块灰尘，落在洪承畴衣服上，洪承畴一边说话，一边“屡拂拭之”。察言观色的范文程也不声张，告辞出来后对皇太极说：“洪承畴不会死的。他对自己的衣袍还这么爱惜，何况自己的性命呢！”
于是皇太极打铁趁热，于次日接见洪承畴。见洪承畴立而不跪，皇太极也不生气，只是嘘寒问暖，当时辽东天气仍然寒冷，他又故意将自己身上的貂裘脱下，披在衣着单薄的洪承畴身上。这或许最终打动了洪承畴，又或许给了洪承畴一个投降的台阶，第二天，洪承畴正式向皇太极投降称臣。
早在松山、锦州城破之时，皇太极就非常高兴，对各位将领说：“取北京就像砍大树，要先从两边开始斫削，这样大树就会自己伏倒。我如今取了关外四城，明国精兵已尽，北京可得矣。”
在洪承畴带着祖大寿等将领一起投降后，皇太极更加开心，亲自设宴款待这些明朝将领，对此满人内部的一些八旗将领很是不满，议论纷纷，皇太极知道后，私下叫来将领们对谈说：“我们这些人栉风沐雨几十年，为了什么？”
将领们回答说：“自然是为了夺取中原！”
皇太极立马说，那就对了，“要夺取中原，这就好比走在路上，我们都不认路，今天得到一个引路人，我能不高兴吗？”
尽管皇太极将在说出这番话一年后暴毙身亡，他本人未能活着见到明朝灭亡，但大明帝国，确实已日落西山。
皇太极（1592-1643年）画像。咄咄逼人的满清，只是明朝灭亡的表象。图源：网络
01
松锦之战彻底失败、洪承畴被俘后，明朝在山海关外，只剩下三万残兵跟随吴三桂退守孤城宁远。
关外大势已去，而在内地，李自成则率领农民军第三次包围重镇开封，中原震动，内忧外患、手足无措的崇祯皇帝，此时已不知如何是好——他自打17岁时（1627年）继承皇位以来，即位之初雷厉风行铲除权宦魏忠贤，一度博得内外喝彩，但无奈大明多年来国势日颓，满清从东北、农民军从西北两方夹击，搞得大明帝国疲于应对，而眼下，满清已逼近山海关，农民军则在帝国内部转战南北、烽火渐近北京。
很少人知道的是，在帝国最后风雨飘摇的日子，崇祯还曾一度信仰天主教。崇祯五年（1632年），信奉天主教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向崇祯推荐天主教，这使得精神迷茫的崇祯一度大喜，加上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等人的宣讲，崇祯于是命令将紫禁城内的佛像全部撤除，意思是只能允许天主存在，而不能有其他偶像。
不仅如此，由于一度崇拜天主教的上帝，崇祯还命令臣子中有“天”字的全部改名，例如大理寺推官陈良谟，原名陈天工，就因为崇祯下令而被迫改名。
但一度改信天主教，并不能挽救崇祯心中的迷茫和大明帝国日益衰颓的国势，到了1640年，崇祯的皇五子朱慈焕病死，据说朱慈焕临死前，崇祯前去探望，没想到当时年仅虚岁五岁的朱慈焕竟然手指空中呼唤九莲菩萨，并控诉崇祯毁弃紫禁城宫中的佛像，尽管这件事的真伪和事件过程出现了多种说法，但崇祯却在朱慈焕死后深受震动，并请回了此前撤移到宫外的佛像，从此后也不再对天主上帝祈祷。
他曾经一度信仰的天主，当然救不了他的大明，于是，早在皇五子朱慈焕病逝前的1639年，他就曾经在紫禁城中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祈求为他施舍神通平定战乱，那一次的设坛做法当然没有效果，但病急乱投医的崇祯已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在洪承畴被俘之后，崇祯再次在紫禁城中设立斋堂拜佛念经，感觉拜佛念经无效，他又召来道家正一派的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命令他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希望神仙能够下凡外驱满人、内剿乱贼。
祈求神灵显灵是一方面，崇祯明白，更多还是要靠人事，无奈之下，此前一直坚持不议和的崇祯，只得密令兵部尚书陈新甲与皇太极议和，没想到议和进行到关键时刻，陈新甲与满清的议和文书竟然被陈新甲的仆人无意间泄露、当成塘报通报各地，由此闹得满朝喧哗。
本来，与满清的议和是秘密进行的，但眼下事情已经泄密，碍不下面子的崇祯于是决定拿陈新甲做替罪羊，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二十九日，陈新甲下狱，随后，朝中大臣多方营救，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也上书说：“按照国法，敌兵不打到城下来，不应当杀掉兵部尚书。”但已下定决心杀陈新甲灭口的崇祯回复说：“（陈新甲当兵部尚书期间）我的七位亲王遇害、受辱，这不比敌兵打到城下更严重吗？”
一个多月后，（1642年）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被斩于市，至此，明朝与满清的最后一次议和彻底中断，大明只能与满清在战争一条路上干到底了，而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大明帝国，却仍然必须将有限的资源分散到关外以应对满清，形势更加危急。
陈新甲代替崇祯议和，竟然因为泄密就被下令斩杀，替皇帝忠心办事，却随时可能被弃卒保车，这使得满朝文武更加噤若寒蝉。
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明朝在最后灭亡之际，手下文武大臣在李自成进军北京期间，大部分人纷纷弃械投降，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崇祯的绝望和放弃。
据统计，崇祯在位十七年间（1627—1644年），共斩杀总督7人、巡抚11人，其中督师蓟、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被性格多疑中了满人反间计的崇祯下令凌迟处死；山东巡抚颜继祖因为清兵入关攻克济南生擒藩王德王，也被作为替罪羊处死；再加上因为参与议和泄密被杀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崇祯随意屠戮大臣、推卸责任，也使得手下文武百官更加战战兢兢，在乱世中不敢作为。
对此，崇祯的针对之策是重用东厂和锦衣卫监视大臣，并动辄以私刑代替国法处死大臣，例如处死陈新甲的这一年（1642年），上言直谏的行人司副熊开元、给事中姜埰就因为直言冲撞崇祯，而被崇祯命令锦衣卫逮捕后秘密处死。
国事纷乱，性格偏隘的崇祯很希望励精图治，但又能力有限，无奈下，后来自诩“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崇祯，只得经常将怒气发泄到臣子身上，要么杀人泄愤，要么频繁更换臣僚——根据统计，崇祯在位17年，仅仅刑部尚书就换了17人；而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不过160多位阁臣，崇祯在位17年就占了50人，由此可见他对手下臣子的换人之频和疑心之重。
国势江河日下，他心急如焚，但所作所为却又让臣子们更加离心离德。
崇祯的偏隘与多疑，加重了大明国内的君臣矛盾。图源：影视剧照
02
有明一代，出了许多奇葩皇帝，例如胡乱北伐被蒙古人俘虏后来又成功复辟的明英宗，以及30年不上朝的嘉靖帝、28年不上朝的万历帝，还有崇祯的哥哥，热衷做木匠手工活儿、宠信魏忠贤的明熹宗朱由校，但在晚明一系列混蛋皇帝中，崇祯皇帝算是一股难得的清流，他即位之初就铲除魏忠贤，随后励精图治，试图挽救日渐西山的大明帝国，但为何明朝还是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覆灭呢？
对此，由明入清的遗老们在撰写《明史》时，就提出了一个观点：“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他们认为明朝之亡，其实是在怠政腐败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时期，就埋下了严重祸根，这种观点有其深刻一面，但帝国内部的腐烂是一种慢变量，而促成大明帝国灭亡的与快变量，是崇祯上位以后，严峻的气候变化与干旱、蝗灾、饥荒、瘟疫等各种天灾。
早在崇祯上位之前几年，当时陕北与关中地区北部就已是连年干旱，草木枯焦，赤地千里，就在明熹宗去世、崇祯继位的天启七年（1627年），当时陕北地区“草木尽，人相食”，农民“皮骨已尽，救死不瞻”，而明朝官方对此不仅没有减免税赋、赈济灾民，反而增派“新饷”“均输”等赋役，并严令官吏督责催收，在此情况下，农民王二在陕西澄城率众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王二起义第二年，崇祯元年（1628年），因为年荒乏食，曾经作为边兵的王嘉胤也组织灾民揭竿而起，此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也先后参与农民起事，一时烽火燃遍陕西，并蔓延到山西、宁夏、甘肃三地，明末农民起事由此逐渐成势。
而分析崇祯上位前后的一系列农民起事，可以发现，他们都与天灾有着重大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崇祯在位17年间，全国各地竟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各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记载十分常见。
虽然干旱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明朝中后期干旱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触目惊心。
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干旱，是千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国自汉代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事件。
在这一年前后的两次干旱事件，也绝非等闲之辈：崇祯十二年（1639年）的干旱是百年一遇级别，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干旱是五百年一遇级别。
旱灾波及华北、西北地区，受灾人口极其广泛。许多地方，更是连年受灾，百姓生产生活遭遇四连击、五连击，甚至九连击。
根据气象学者张德二的研究，在崇祯上位初期的干旱灾害导致的次生效应还没消除之际，崇祯十年至十六年（1637-1643年），大明帝国内部从北到南，又出现了一波长达7年的全国范围的大干旱时期，“其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大，为近百年所未见……连年大旱还引起了严重饥荒，并伴有蝗灾、瘟疫流行……此事件正值小冰期最寒冷的第2个寒冷阶段，是寒冷气候背景下的持续干旱典型案例。”
当时，全国范围内南北方共有23个省（区）相继遭受严重旱灾，“主要干旱区域在北方，初始于西北、华北，以后逐年向东、向南扩大，及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旱区范围和旱情在1640年前后达到顶峰，其中陕西、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连续干旱5年以上。”
史书记载，例如河南兰考地区，当时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七月旱至十三年（1640年）六月十二日方雨”，接近一年十一个月无雨，这对一个地方的农业社会几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而河南泌阳“自去年（1638年）六月雨至今（1639年）十一月不雨”，也是长达一年五个月不雨；山西运城则“自（1639年）九月不雨，至十三年（1640年）七月”，接近十个月无雨。
在这种广泛的干旱影响下，当时，山东诸城“潍水断流”，到了1640年，河北安新“白洋淀竭，九河俱干”，江苏睢宁“黄河水涸”；史书记载，到了1641年，安徽巢县“巢湖水涸”，山西河津“五月汾河干”，浙江桐乡“河流尽竭”；进入1642年，河南兰考“十一月黄河水干，人可徒步”；到了明朝灭亡前一年的1643年，河南虞城“黄河绝流夏旱”，上海松江“河水尽涸”。
这种残酷的大规模、持续多年的干旱影响下，崇祯十年（1637年）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又暴发了连续五年以上的特大蝗灾。
学者张德二的研究指出，“1639-1640年蝗灾达到极盛，蝗区遍及甘肃、宁夏、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而“飞蝗蔽天，食禾稼皆尽”的记载遍布当时的县志和时人记录，当时的河南地区更是记载，万历四十年（1612年）以后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盈野蔽天，其势更甚……禾稼瞬息一空。焚之以火，堑之以坑，终不能制。嗟乎，天灾至此，亦无可何如也。”
到了明朝灭亡这一年（1644年），史书记载，河南的蝗灾更是到达顶点，“河南飞蝗食民间小儿。每一阵来，如猛雨毒箭，环抱人而蚕食之，顷刻皮肉俱尽。”在这种飞蝗无以为食、甚至开始吃人的历史背景下，人民的苦难竟然还未终结。
明末所出现的连续多年干旱、蝗灾、饥荒、瘟疫，是传统农业社会几乎无法抵挡的天谴。图源：影视剧照
在崇祯时期连年的大干旱和蝗灾影响下，明朝灭亡前五年，“崇祯庚辰（1640年）秋，山东、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1641年）江南北皆竞弃子女、售器具，流殍塞路。少妇不值千钱”——在这种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地区甚至京城北京南面到处“人相食”、流民死尸“塞路”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把死尸从坟墓里扒出来吃掉的残酷现象，例如1640年在山西永济县，“四门外掘深坑以瘗死者，人就坑剐食其肉。”在江苏丹徒，“三吴皆饥，树皮食尽，至发瘗胔以食”。
山西稷山县志记载，“（崇祯）十一年至十三年（1638-1640年）频旱，野无青草，斗米前文，男女鬻者成市，草根树皮采食殆尽，甚至人相食。有幼孺独行被人攫食者，有殡未旋踵剖冢盗食者，有同食共寝暮夜剐食者，有子死而父母食之者，父母死而子食之者，种种惨凄不胜枚举。”
在这种干旱、蝗灾和，人民死亡高发影响下，瘟疫也随之而来。
史料记载，明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大瘟疫，分别在1586—1590年和1640—1644年，而与明代末期持续干旱同步的第二次大瘟疫，程度尤其严重。在这些瘟疫中，鼠疫的危害程度非常大。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
检阅史书可以看到，崇祯十四年（1640年），当时由于长期的干旱，海量的老鼠竟然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各省觅食，而在长期旱灾和饥荒中饥不择食的灾民中则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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