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婴齐在流亡之前，还曾苦求两位兄长，说：
“我在，故栾氏不作；若我亡，吾二昆其忧哉！”
赵婴齐这是在强调赵氏的大敌栾氏已经在外部窥伺、试探，而赵氏一族只有同心协力、共同进退，才能保护家族的利益不至于遭到其他卿族的侵害，防止来自政敌（栾氏、郤氏）的冒犯。
但赵同、赵括深深忌恨赵婴齐想要协助年幼的赵武将来夺回卿位、削弱赵氏大宗的实力的做法，因此绝不肯听赵婴齐临行前的忠心谏言，还是强行把弟弟给驱逐到了齐国；而赵婴齐被驱逐、赵氏再次经历内讧之后，其家族内部的矛盾已经公开化，离心力也大大加剧，赵氏（大宗）的外强中干态势，在晋国内部显露无疑。
在赵氏内部唯一一个同情、支持自己的成员——叔父赵婴被强行驱逐离开家族后，孤儿寡母、在赵氏内部再无依靠的赵庄姬更加怨恨赵氏大宗，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儿子赵武将来继承（拿回）赵氏卿士位置之事也越来越希望渺茫。
在这种怨恨、愤怒的心态推动下，庄姬怒而携带幼子赵武主动搬离了赵氏的封地——下宫，和夫家彻底决裂、一刀两断；然后，庄姬投奔了亲哥哥晋景公，带着赵武移居到新绛的公宫中去居住。
经过庄姬的这再一次主动挑起的内讧之后，赵氏内部的纷争无以复加，家族成员更加离心离德，其分崩离析的态势愈发显露无疑。对于这一点，晋景公和其他的卿族都看在眼里。
赵同、赵括兄弟对外争强好胜、不知谦让，对内又争夺利益、短视自私，因此不但将国君及大部分卿族都得罪了，还在家族内部树立了诸多的敌人；此时的赵氏在晋国已经犯了众怒，晋景公和其他卿士家族对赵氏争强蛮横的行为已经不满到了极点，大家都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出手给予赵氏致命的一击。
而以栾书、郤錡为首的晋国其他卿士家族，在赵氏内讧纷争、家族实力消退的时候，都在各自积极准备，等待一个好的时机，配合国君展开行动，发起对赵氏（大宗）的清算。
栾氏（主要是栾书本人）敌视赵氏的原因，之前的文章中就已经为大家叙述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而郤氏敌视赵氏的原因，则是因为前任家主郤克退休之后，其嫡子郤錡只得到一个下军将的位置，没有在朝堂上占据更高的地位；而且，郤錡的副手、时任下军佐赵同还和名义上的上司郤錡在晋下军中争权夺利、处处压制、削弱郤氏，因此郤錡才对以赵同为首的赵氏怨气冲天，一心想要搬回这不利的局面。
郤氏家族本来就是晋国最为庞大强盛的卿族，其势力绝不弱于赵氏；但在晋景公于‘鞌之战’后更定军制、扩军六军十二卿的过程中，郤氏仅仅只得到一个下军将（郤錡）的位置，后来也不过只升到了上军佐，远逊于赵氏的三卿（下军将赵同、新中军将赵括、下军佐赵旃）。
因此，郤錡更加的不服赵氏，时刻想要削弱、甚至直接打倒赵氏（大宗），和其他卿士一起瓜分属于赵氏的权位、财富和利益。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郤氏和具有同样目的的栾氏才因为为共同的利益目标而私下里进行了联合，并积蓄手中的力量，准备配合国君一举铲除赵氏（大宗）势力，夺取属于赵氏的权力地位、领地财富。
而国君晋景公虽然是因为赵氏支持的原因，才能顺利登上晋侯之位（晋景公之父晋成公，是由赵盾所拥立，因此作为晋成公太子的晋景公才能在后来继位为晋侯），于公于私都该感激赵氏才是。
可赵盾、赵朔父子去世后，执掌赵氏的赵同、赵括兄弟依仗着家族大宗的身份，肆意欺辱压迫自己的亲妹妹庄姬和外甥赵武母子，又强行挤占了属于赵武的赵氏卿士位置，使得庄姬和赵武被迫离开赵氏，前来投奔自己，这就让晋景公对赵氏大宗甚为不满了。
同时，赵同、赵括兄弟争强好胜，只顾赵氏的家族私利，对外也没有维护、壮大晋国霸业的责任心，简直是晋国内部的最大不稳定因素；因此，晋景公对赵氏（大宗）从不满逐渐变成深恶痛绝，也想趁机消灭跋扈庸碌的赵氏（大宗），消除内部的威胁、扩大公室的权力利益，并震慑其他敢于冒犯公室利益的异氏卿族。
但晋景公虽然对赵氏已经忌惮、痛恨不已，必欲除之而后快，可赵氏目前的家族势力依旧庞大，赵氏大宗的私兵和领地尚牢牢掌握在赵同、赵括兄弟手中，不但远远超过其他卿族的现有实力，就是晋景公所在的晋公室，也隐隐被赵氏压过一头。
并且，晋都新绛周围的土地，大部分都是赵氏的领地，晋景公如果在这个时候向赵氏动手的话，赵同、赵括兄弟要是‘狗急跳墙’、奋起一击，晋景公能不能顺利地铲除赵氏不好说，有可能还会反遭其害（就像其伯父晋灵公一样）。
因此，晋景公决心暂时稳住赵氏，然后寻找合适的机会，将国都迁离赵氏势力所影响的新绛，另寻他址建都，以此来实现自己诛灭赵氏、稳固君权的愿望。
周简王元年（前585年），为了离开由赵氏实际把持掌握的国都新绛，以便更好地实施诛灭赵氏（大宗）的计划，晋景公在朝会中正式向诸卿提出了迁都之议，以国都新绛人口越来越多、水土环境持续恶化，不宜再继续作为都城为由，宣布将迁都于他处。
当时的新绛，确实居住环境比较恶劣——人口众多、居住的房屋拥挤逼仄，地下水也都受到了城中诸多居民日常生活用水的污染，已经不适合继续作为晋国都城了，迁都确实是应有之意。
所以，晋景公怀有其他用意的更换都城举动，很快便得到了包括赵氏在内的诸卿士的一致同意，迁都之事就这样定了下来（赵同、赵括甚至认为公室迁走之后，新绛更加会由赵氏所直接掌控，丝毫没想到这是国君要对赵氏下手的先兆）。
而经过了晋景公的一番仔细挑选之后，在其他卿士的建议下，晋国的新都被选定在了“新田”（今山西侯马）；随即，晋景公急不可耐地在当年就正式迁都，离开了自晋献公起，就成为晋国都城的新绛。
就此，在晋景公的策划之下，以晋景公为首的晋公室成员以及晋国的朝堂，都堂而皇之地搬离了赵氏（大宗）势力影响深厚的新绛，栾氏、郤氏等卿族也跟随着国君一起，前往新田建立新的私宅；晋景公的诛灭赵氏动手计划，再也没有了顾忌。
在晋景公和栾氏、郤氏家族紧锣密鼓地策划着对赵氏（大宗）的攻击之时，以赵同、赵括为代表的赵氏却莫名其妙地反应迟钝，没有做出相应的对策——赵同、赵括在公室迁离新绛后，自恃家族在晋国国内有着长达四十年的经营布局，实力雄厚、附属党羽众多，晋国诸卿家族之中，几乎无人可以与赵氏抗衡，就是国君想要对付赵氏，那也要仔细掂量掂量。
更何况，赵同、赵括自认为赵氏又没有像狐氏、先氏那样有着‘勾结外人作乱’的罪责，赵氏对晋国霸业的巩固、发展还建有大功，国君没有理由来针对赵氏嘛。
赵同、赵括想当然的认为，国君目前不待见赵氏，恐怕就是想为自己的外甥（赵武）来争回一个卿士的位置；到时候，实在不好应对国君责难的话，那就还给赵武一个卿位算了，原本这个卿士位置，就是侄孙（赵武）他们一系的。
在这种自大且消极的思想支配下，赵同、赵括自恃赵氏家族在晋国内部四十余年的经营历程，私兵实力雄厚、党羽依附者众多，晋国朝野上下都处在赵氏的控制或影响中，赵氏不惧其他卿族的挑衅、以及国君的处置。
因此，赵同、赵括除了继续照常管理赵氏封地、参与国家政事之外，没有做好对潜在敌人的高度警惕，也没有加强封地的防卫和戒备，对其他卿士家族有意无意的挑衅，赵氏也只当做一般的利益纠纷来处理；赵氏依旧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来蛮横行事、无所顾忌。
周简王三年（前583年），晋景公迁都新田之后，已经和卿士们制定好了针对赵氏的行动计划，万事都已就绪；于是，晋景公在新田召集了诸卿议事，准备发起对赵氏的攻击。
而在此之前，晋景公先让寄居在公宫内的妹妹庄姬出面首告赵氏，诬陷赵氏，说：
“原、屏将为乱！”
（赵同封邑在原地，赵括封邑在屏地；所以庄姬以原、屏来代指赵氏大宗，诬陷说赵同、赵括将要聚众作乱、起兵反叛）。
庄姬出面首告后，晋景公便以此为借口，召集了诸卿士——中军将栾书、中军佐荀庚、上军佐郤錡、下军佐韩厥等卿士们商议应对之策；而中军将栾书、上军佐郤錡所代表的栾氏、郤氏，早就和国君暗中结成同盟，一致对付赵氏；因此，栾书、郤錡当众给庄姬作证，言辞凿凿地说赵氏早就有作乱的阴谋，不如先发制人，消除隐患。
栾书、郤錡早就和晋景公沆瀣一气，事先已经对好了口径、做好了攻击赵氏的准备；于是，在晋景公让庄姬出面首告赵氏之时，栾书、郤錡也当众给庄姬作证，言辞凿凿地称赵氏其实早就有谋反的企图，只是准备还未充分，所以才没能发动罢了。
为了保证对赵氏这最后的一击精准到位，栾书、郤錡在朝议中，还煞有介事地对晋景公（并其他卿士）谏言说——赵氏的家族势力过于庞大，党羽依附者众多，如果国君再不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诛灭赵氏的话，恐怕当年桃园之祸的旧事，就要重现于晋国（当年，晋灵公想要诛杀赵盾、反而被赵盾的堂弟赵穿弑杀于桃园！）
此时，晋国的其他卿士家族中，上军将士燮当时正出使在外，没能参与会议；中军佐荀庚（中行庚）、新上军佐荀骓（程骓）、新下军将荀罃（智罃）所代表的荀氏（中行氏、智氏、程氏）和栾氏一向交好，另外荀氏（中行氏）和赵氏之间也有着极大的矛盾；因此，荀庚也发言支持栾书、郤錡的意见，力主请国君发兵讨伐赵氏。
而新中军佐巩朔人微言轻，势力弱小，大宗家主又不在场（巩朔是士氏别支，家主士燮此时不在朝议现场，巩朔不好单独发言），因此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至于十二卿中属于赵氏家族的三位卿士（赵同、赵括、赵旃），晋景公自然不会让他们参与这次有意针对赵氏的朝会了。
那么，在这次针对赵氏的朝议中，还没有发表意见的，只剩下下军佐韩厥、新上军将韩穿所在的韩氏了，而韩氏对国君和栾氏、郤氏所提出的‘攻伐赵氏’之议有着怎样的回复呢，赵氏（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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