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珍玩。
对于专做古玩生意的四门来说,这是沉重打击,当时驻沈阳的日寇,还要求四门在限期内将全部珍宝上交。
也就是那一年,我太爷爷面对日寇的霸凌,决定弃商从军,抵御外辱。
在我太爷爷离开的前一夜,四门家主聚在了一起。
当时魏家的家主也是个年轻后生,看着满目疮痍的河山,同样满心愤懑,决定跟我太爷爷携手从戎。
而宋家家主决定带着全家老小投奔去留洋的外甥,曲家家主则准备一路南迁,躲避战争。
当时我太爷爷劝阻曲家主,说外辱当前,一路躲避,反倒不如上阵杀敌,还这大好河山一片清净,曲家主却一再推脱,说他只要跑得够快,战火就追不上他。
那一天,我太爷爷摔碎了一个价值连城的战国龙纹玉佩,由四家家主各得其一,约定等战火平息,再重聚沈阳,于每年的九月初九,拿着玉佩残片,在奉天文庙门前碰面。
那一夜,四门散去,将日寇点名要的宝贝,全都沉了浑河,多年心血付诸东流。
鱼死网破,老祖宗的东西就算毁了,也不能交给日寇。
这是无奈,是激进,也是四门与日寇的斗争。
待全国解放,我太爷爷荣归故里,但魏家的家主却跟他在战场上失散了。
为了信守承诺,我的太爷爷并没有接受组织安排的工作,而是重操旧业,再度把当铺支了起来。
自那以后,每一年的重阳节,他都会去鼓楼下面等着,一股浊酒,一碟小菜,一坐就是一天。
直到文庙被拆除,成为了朝阳街小学的操场,只剩下一个文庙里的名字,也不见其他三门有人来过。
再后来,我太爷爷过世了,临走前对着我爷爷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要把当铺经营下去,一定要把段家的基业守住。
但我爷爷也是个不安分的主,抗美援朝一开始,他就关掉铺子去当了兵。
现在看来,我爷爷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1956年,人民银行召开反高利贷会议,取缔了作为剥削行业的典当行。
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随着我国实行经济改革,沉寂了三十余年的典当行业,才奇迹般的复苏。
也就是那一年,我爷爷又重新把段家铺子支了起来。
魏老爷子把故事讲到这里,抽着烟袋沉默了下去。
我取下颈上爷爷留给我的玉佩碎片,正跟魏老爷子拿出来的一块合在了一起。
可是,爷爷却从未对我说过四门历史,更没说过文庙相会的事情。
我看着桌上的玉佩,抬起头问道:“老爷子,您怎么不继续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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