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讨袁军总司令，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
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镇芳部大兵压境，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纱，宣布拥袁，这就是柏文蔚率卫队等前往南京的原因了。
至于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就是在师长许崇智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当许崇智提议出兵援赣及北伐时，孙道仁总以饷械缺乏为由，加以拒绝。等到大局明朗，孙道仁自然发出通电，向袁世凯陈述“冤情”，宣布取消独立。
在广东，袁世凯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仅安排了龙济光和陆荣廷两个楔子迫使广东讨袁力量无可动弹，还用金钱收买了广东的将领，使得胡汉民和陈炯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
无奈之下，陈炯明特意派人去上海请了专门与袁世凯作对的前清官僚岑春煊来广东，试图利用他之前与龙济光、陆荣廷的部属关系缓和局势，但岑春煊这个老领导在龙、陆面前已经过气，这两人非但不听岑春煊的劝告，反进兵广东，最后将陈炯明逼走。
湖南的情况和福建差不多，也都是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在江西和南京的讨袁军失败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就宣布取消独立。但是，袁世凯对湖南并不放心，他随后又派出北洋军曹锟等部进入湖南，最后由海军中将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
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8月9日宣告独立，一个月后便自己宣布解职下野了。
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如“孙医生、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后，孙医生、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早在7月23日，袁世凯已下令撤销孙医生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并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黄兴和陈其美还被悬赏10万和5万元加以捉拿。在此之前，黄兴的陆军上将衔也被剥夺。
事实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革命派与保守派的妥协。革命的不彻底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在革命之后一一暴露出来，所以二次革命的失败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大多不报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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