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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是梅花的梅。
我立即说:这个姓氏不多呀。哪一支?是商王的后人,还是八旗的后人?
她睁大眼睛,惊讶地望着我,笑了,说:我也说不清……我是东北人,满族。
说实话,我醉了。我不知道你是否醉过?我知道有喝酒喝醉的。有吸烟吸醉的。有吃肉吃醉的……可我说的不是这些。我坦白地说,我是看女人看醉了。也许你不相信,可我确实是醉了。也许,我忍耐的时间太长了,我对那鲜艳怦然心动,对女性的美丽怦然心动。我一连醉了七天,七天之后我才清醒过来。
那天下午,我只觉得我的天灵盖在咝咝地冒冷气,那是一种集合全部能量、要冲上去的感觉……如今,我已忘记了我都给她说了些什么。可我知道我醉了。
人都有醉的时候,可醉的方式不同。你绝对想象不出我醉后的表现。我像疯了一样,一连七天在操场上跑步……梅村,她叫梅村。就住在女生宿舍最前边的那一排,正对着学院的大操场。我破例给自己买了一身红色的运动衣,穿在身上,疯狂地、像晕瓜一样地到操场上去跑步。我每天一早一晚,都到大操场上跑步,其余的时间是在准备“跑步”。那七天,我整日里晕晕乎乎的,走路都深一脚浅一脚,可我一直跑啊跑。早上,当晨铃响起的时候,我绕过电工房,绕过学生宿舍,猴急猴急地蹿到操场上,就为看上她一眼!晚上,当熄灯号吹响之前,我仍在操场上跑步,就为能看她一眼!
天哪,我一共才看到过她三次。
操场边上有一盥洗台,水泥台上装了一排自来水管,那是让学生洗漱用的。第一次,是早晨,我看见她刚起床,端着一个洗脸盆从寝室里走出来,头发束成简单的马尾辫,站在水泥台前洗漱。我控制着跑步的速度,刚好在她扬起脸的那一刻,跑到水泥台附近,我扬起手,很矜持地跟她打了声招呼:早上好。她望着我,笑了,说:吴老师,跑步呢?我说:噢,锻炼锻炼……尔后,我招招手,就慢速跑过去了。那时候,她脸上还挂着水珠儿,一脸睡后的海棠红,带着晶莹水珠儿的海棠红,她的笑容已刻在了我心里。我第二次见她,是晚上。我看到的只是她的一个剪影,朦朦胧胧的剪影:那是临风的玉树,夏日的荷花,秋熟的海棠,虽然隔着很远的距离,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在操场上跑步时,昏昏沉沉的,像中了邪一样,满眼都是她的影子。第三次,黄昏时分,在阶梯教室的外边,她站在台阶上,朝着我微微一笑,有一束光亮,撕锦裂帛般地、响箭一般地射中了我……我爱她爱得神魂颠倒,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有一天半夜里,我实在是忍熬不住了,竟然鬼使神差地冲到她寝室门前,“咚咚咚”敲了几下门……可就在最后一刻,一声“谁呀?”把我给吓醒了!我的心怦怦乱跳,扭头就跑,像兔子一样。我听见我的脚步声像炸响的鞭炮,心跳像偷灯油的老鼠,吓得我七魂走了六魄!当我一口气跑进了操场南边的杨树林,觉得安全的时候,我大口大口地喘气,用最恶毒的语言在心里咒骂自己……骂是骂了,可我仍然贼心不死,在操场上整整跑了一夜,一边跑一边在心里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梅村!梅村!梅村!
要是换一人,可能就疯了。可我没疯。
我要问,你能扛住这种诱惑么?谁可以抵得住这样的诱惑?!
我告诉你,我扛住了。
第八天,在我跟她接触后的第八天,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了自己的贫穷。从里到外,彻头彻尾的贫穷。我曾经不惜丧失尊严地混进了一个检查寝室卫生的小组,以检查卫生的名义进了她的寝室。她寝室里有四张双层高架床,共有八张床铺。梅村住的是靠里的一个下铺,一个靠窗的位置。我在她那漫散着淡淡香气的床前站了不到十秒钟(我多么想躺上去呀),她床上铺着素雅的蓝白格格床单,在床单的外沿,还罩着一条长条的毛巾垫单;我看见她床头的架子上摆放着一个精致的皮箱,牛皮的。箱子上叠放着她的一叠叠衣服,她的衣服竟然是成套的!床头上,它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竟然是那种很贵的、当时商场很难见到的丝棉被……床下摆着一双小巧的丁字形的女式半高跟皮鞋,也是很贵的那种。桌上除了课本、书籍,还有个人自费订阅的《大众电影》、《诗刊》之类。这还是一个喜欢吃零食的女孩子,窗台上放有铁制的、有彩色图案的饼干筒,有成听的奶粉,大白兔奶糖,还有诸如美加净银耳珍珠霜、洗发香波之类的一溜小瓶子……都是上海产的。这在八十年代,都是高档的、最贵的奢侈品。我也从侧面了解过她的情况,她的家庭条件很好,她在班里学习也很好,很有优越感,她还是她们班里惟一带工资上学的学生。看到这些后,我心里直打鼓:天哪,这是我能养得起的女人么?
说实话,她把我吓住了。我知道,在城市里,追一个你喜欢的女人是要花钱的。我一个还未评上职称的助教,一个月才五十二块钱。我凭什么?
经过一夜痛苦的思考,我反复地问自己:你想当蔡国寅?还是想当吴春才?一想起老姑父,一想起梁五方,还有“八步断肠散”……我就不寒而栗!罢了,罢了。既然你想做一个城里人,既然你那么喜欢她,既然你想占领这座城池,那就得有一个长远的狩猎计划——“狼计划”。慢慢来,不可操之过急。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有了人生的第一个目标:我要追到这个女人。我要娶一个美丽的城市女人做我的妻子。我再一次告诫自己:要矜持。要有步骤。要忍。
此后,我开始实施我的“狼计划”了。我得有论文,我得先把讲师评上。尔后还得有著作,有了著作才可以评教授职称,这都需要时间……我再也不到操场上去跑步了。时间每一分钟对我都是宝贵的,我得张开每一个毛孔去吸收、消化那些由古人造出来的方块字……尔后化蛹为蝶。我得把自己磨成锥子,顽强地钉在一个点上。我得是一张弓,把自己拉满,尔后才能射出那只响箭!每当我看到梅村的时候,我都背过脸去,尽快地走开。我咬住自己的舌头,咬住自己的心,我的牙齿像铁钉一样坚韧……我得扛住自己,站稳了。
我要说,如果不是那些可怕的电话铃声,我就会在本校娶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当老婆。尔后戴着金丝眼镜,围着驼色的羊绒围巾(我童年的梦寐以求),顺着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导、博导的台阶一路走下去,成为一个著名的学者。
可电话铃响了。
我接的第一个电话莫名其妙。
电话里,一个老憨腔,上来就说……丢啊,我是你舅。
我一下子火冒三丈!我心里说:我是你姥姥。你谁呀?这时候,电话旁边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叫我说,叫我跟他说。
接下去我就哑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只有“嗯”的份了。打电话的是国胜家女人,按辈分我应该叫她三婶的。童年里我吃过她的奶,她奶上有颗黑痣……我说:三婶呀,你……她说:丢,丢啊,你三婶子可从没跟你张过嘴呀。我说:你说吧。三婶你说。她说:我侄子,我亲侄子,我娘家兄弟的孩子,考大学了。你在省里,可得给录了啊!我说:三婶,他考多少分?报的是哪所学校?是不是第一志愿……她说:这吧,丢。让你舅给你说吧。我亲兄弟。你舅,让他说吧……
往下,我无话可说。我不能告诉她,在省城,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一个助教,我只有一个床位……我说不清楚。我只能说,好吧,我给你打听打听。三婶最后还叮嘱说:该花钱花钱,该送礼送礼,到时候我还你。
这话重了。饥饿的年代里,我吃过人家的奶,我不能不问。可我问谁呢?我先是找了系主任,魏主任说:你去院招办问问。院招办的人跟省招办的人熟一些。我说:招办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找谁呢?主任看着我,看得我脸都红了……这时,他才说:你去找院招办的赫主任,我给他打个电话。在那个夏天里,为找这个赫主任,我三天往学院的招生办公室跑了十八趟。我记得这个招办的赫主任是个麻子,麻子点多,他躲起来了……于是,我动用了我刚刚在学院里靠微笑建立起来的、薄得像一张纸似的人际关系,我甚至觍着脸去找我那些家住省城有些背景的学生……总之,我打听来打听去,终于把三婶家亲戚、“舅家孩子”的分数打听出来了。
他的成绩是三百八十七分。那一年全国统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是三百八十八分,他差了一分。差一分就没希望了。
我正替他惋惜,电话铃又响了。电话是三婶打来的,三婶说:丢,咋样啊?你舅家孩子那事,成了吧?我说:没成。他差一分。她说:多少?我说:三百八十七,差一分。她说:嗨,不就一分么?你说说,给录了。我吓一跳,说:三婶,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全国统一定的分数线,谁也不行……三婶说:丢,你不是在省里么?我说:我我我……三婶说:丢,我就求你这一回。孩,你办了吧?当年你连吃带咬的,奶头都给我咬烂了,我那奶水可没收过你一分钱呢……(别急,叫我跟他说。)丢啊,明儿,我就带着你兄弟找你去了。天坍下来,你也得给我办了!
当天晚上,我咬咬牙,提着两瓶酒两条烟,去给赫主任送礼。我想求招办的赫主任帮帮我,想办法把“舅家孩子”给录了,这也算是我给村里人办了件事情。那天夜里,我先侦察好了路线,尔后顺藤摸瓜找到了民政厅家属院二栋六单元三楼三〇二房(据说,赫主任的小姨子在民政厅工作,这里有一套空房子,他躲到这里来了)。屋里有灯,这说明我找对地方了。那是我第一次单独去给人送礼,没有经验,心里揣个兔儿,老怕被人撞见。我在楼道里站了很久,三上三下,每当我鼓起勇气,要上去敲门的时候,总有人从楼上走下来……在黑暗中,我发现,找到这里来的人还真不少,这都是些有“门道”的人。我躲在楼梯台阶的后面,听见一男一女从楼上走下来,那女的说:一千够么?少不少?那男的说:够,够了。有局长的条子,都是熟人。楼道里很黑,我看见人一拨一拨地从上边走下来,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等人都走光了,我才上去。
等我敲开门的时候,赫主任愣了,他看着我,说:吴志鹏,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赫主任不简单。麻子点多呀。学院那么大,人那么多,他跟我也就照过几面,居然能记住我的名字?!我有些激动,我说:赫主任……赫主任摇了摇头,没容我说下去,手一伸,很勉强地说:进来。进来说。我就这样灰溜溜地进了门。进门后,赫主任看见了我手里提的东西……赫主任说:吴志鹏,课上得不错嘛。怎么也学这一套?我说:赫主任,我老家的一个孩子……没等我把话说完,赫主任就笑了,赫主任“星光灿烂”。赫主任再次摇摇头,仿佛很理解,也很无奈。他下意识地拢了几下头发,他的头发着实不多了,前边那一绺用发胶粘在脑门上,看上去很滑稽。待赫主任象征性地拢了头发之后,淡淡地说:坐,坐吧。我忐忑不安地在沙发上坐下来,把手里提的礼物顺手放在了茶几上。
不料,突然间,他的态度变了。赫主任看着我,很严肃地说:小吴,不是我批评你。你年轻轻的,不该呀。你怎么……啊?说着,他很不屑地咂了一下舌儿: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把东西掂走。有事说事,东西必须掂走……就这么三言两语,他把我打发了。我知道,是我的烟酒寒酸(不是最好的。我没有钱买最好的),人也寒酸。我手里没有某某领导写的条子。
我哭了。我的心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三婶说……
接下去,电话就多了,隔三差五有电话打过来。保祥家女人在电话里哭着说……丢,天坍了呀!我说:婶子,你别急,天怎么就坍了?她说:你叔的农用车在漯河撞住人了,让那边警察给扣了。这车是六家凑钱买的,你四婶、五婶、六婶,还有春成家……你打个电话,让派出所把车放了吧。我说:婶,这、这事……她说:你不在省里么?你一个电话,事不就办了?我说:我我我……句儿奶奶声音颤巍巍地在电话里说:丢,真欺负人哪!不叫人活了呀!你七叔都当了十六年的民师了,这会儿叫人裁了……都是因为咱没人哪!丢,你是省里大干部,你打个电话,给县里说说吧。说啥也不能裁你七叔,你七叔几天不吃饭了,寻死觅活的,咋办哪……海林家女人在电话里说……丢,你这个穷婶子你还认吧?你帮个忙吧,你侄子眼看就匪了呀!你不能看着他住监狱吧?丢啊,你救救他吧,孬好在省里给他找个事做,这对你不算啥,就一句话的事……
我的心一阵一阵揪着疼,就像是在火上烤。我知道我欠他们的,我欠他们很多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说,我怎么不是省长呢?我要是省长,全都给他们办了。我很想腐败,可我没有腐败的条件哪!
我接的第二百二十七个电话是东城区公安分局打来的。接了电话,里边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你姓吴吧?我说是。他说:吴志鹏?我说是。他说:拿钱吧。拿钱领人。我说:怎么了?电话里说:你说怎么了?你这哥是怎么当的?你妹子干的事你不知道?拿八百块钱领人。回去好好教育。我说:你谁呀?我没有妹妹,凭什么拿八百块钱?电话里说:我分局的。一个叫蔡苇香的,你认识吧?我迟疑了一下,说:认识。她怎么了?他说:你说怎么了?在洗脚屋把人家玻璃门给砸了……你领不领?你要不领,就送她去“劳教”了。我说:等等,你等等。能不能少交些钱……电话里说:你买红薯呢?还讨价还价?这是罚款!我说:那那那,分局在哪儿呢?他说:分局在哪儿?你说在哪儿?你不会问!“啪”一下,电话撂了。
天哪,那时候我一月才七十九块钱,原来才五十二块,刚提的工资。他一张嘴就是八百,我上哪儿凑钱呢?可她是老姑父的女儿,我已经找了她两年多了,我不能不救。
当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往东城区公安分局的时候,一路上头嗡嗡的,人就像个火药桶,差点撞住人。我想骂人,我甚至想杀人!我好不容易在省城建立起来的一点点人际关系,在一次次求人办事、四处借钱的过程中已经用尽了。我的同事看见我都躲着走,生怕我向他们借钱。可我没有办法,我还得借……
到了分局,我堂堂的一个大学讲师,却像孙子一样,见人就点头,一路叩问,终于问到了治安大队办公室。一个胖胖的警察对我说:你是吴志鹏?我说是,我是。他问:钱带来了么?我说带了。他说:不是你亲妹子?我说:也算是。一个村的。他噢了一声,说:你等着吧。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这姑娘匪了。我抓她两次了,屡教不改。要不是看她怀了孕,就送她去“劳教”了……我惊讶地望着他:她……怀孕了?
等我见到蔡苇香时,她穿得是那样少,少得让人不敢看。她上身穿着一个米黄色的、露着半边奶子的丝绸短衫,下边是米黄色的绸短裤,头发烫得像鸡窝一样,脚上趿拉着一双红拖鞋,半蹲在那里,真成了一只“鸡”了。虽然是夏天,昨晚上下了一夜雨,她大约是冻坏了,缩着膀子,身子半弯着,我差点没认出她来。当着警察的面,她还埋怨说:哥,你咋才来呀?
出了门,我本想给老姑父打个电话,让人把她接回去。可她的眼像锥子一样瞪着我,说:交了多少钱?我说:八百。她说:好,我会还你的。可有一样,不准告诉我爹。不准给村里人说一个字。要不然,我就说我肚里的孩子是你的,你信不信……我无话可说。这不活脱脱的一个女流氓么?
我说:香,我给你买张火车票,还是回去吧。
她说:我不回去。不混出个人样,我决不回去。
我说:香,老姑父都快急疯了……
她说:别提他。别提我爹。
我说:那你,就这么……
她说:你说这话有意思么?得了便宜卖乖。我爹把好处都给了你了。所有的机会你都占尽了,你还想怎么着?
我说:我听说,你,已经被抓了两回了。你说你……
她说:你的机会不也是送礼送出来的么?卖啥都是卖,我卖我自己,又没卖你。咋,心疼钱了?我说了,我会还你的。
我说:我是心疼你呀。
她说:别。丢哥,你是名人,我是贱人。各走各的路吧。
我这已经是第二次跟她见面了。调进省城之后,我平生第一次进脚屋,就是她给我洗的脚……我知道她恨我。她也恨她父亲。她是一颗仇恨的种子。她眼里有很多蚂蚁。我从小就熟悉蚂蚁,她眼里汪着一窝一窝的蚂蚁。蚂蚁的灯是黑的。
我说:你身子……
她说:这事你别管。我有办法。
我说:那你……
她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钱,我会还你的。记住,别告诉我爹。说完,她很快混在人群里不见了。我推着自行车,傻傻地在马路边上站着。
我几乎就要崩溃了。
我身上的“包袱”太沉重了,一个无梁村就快要把我压垮了。说,他身上既有猴气也有虎气。我倒很想变成一只狐狸。我要是狐狸就好了,我很想轻巧地把“包袱”甩掉,站在高处看风景。我想说:我是个孤儿,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可我做不到。
我害怕接电话。我一听见电话铃声就头皮发麻!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是谁把单位的电话告诉村人的。我曾经怀疑过“油菜”。我在心里无数次地大骂吴有才,我不就在你那儿住了一晚么?你就把我供出来了……可我也知道,这与“油菜”没有多大关系。自分别后,“油菜”从未找过我。我想,我大约成了无梁村的一根“稻草”,成了他们惟一能抓住的东西……他们一旦有了困难,迫切地希望能得到一个“官人”的庇护。可我不是官员。
有一段时间,我试着想当一当狐狸。我很想当狐狸。我看不起自己,我蔑视自己,可我禁不住还是想当狐狸。每当有电话找我的时候,我就拿捏好腔调,对着电话撇一串北京话说:喂,你哪里?谁?找谁……噢,找姓吴的是么?什么,口天吴,他不在呀,不在。出差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就难说了……喂,找谁?王,这里没有姓王的。胡?没有。没有这个人。打错了,你打错了。这是机关……喂,哪位?兔子?哪有兔子?谁是兔子?你?噢,你找……丢?谁丢东西了?找派出所去,乱弹琴。噢,找姓吴的,口天吴,吴志鹏是吧?好像……有、是有这么个人。可他走了。是啊,是。走了,调走了……调哪单位?那就不知道了……我甚至试着想流氓一下,我对着电话说:喂,我是谁?我是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我调你一万吨小麦。你谁呀……我是你大爷!
没有人愿意活在愧疚之中,每当我打完电话,回过头来,我心里的泪就下来了。我看见了无边的田野,我看见了家乡的牲口棚,我看见倒沫的老牛正在瞪着眼骂我呢:吴志鹏,你吃人奶拉猪屎,驴粪蛋外面光,真不是人哪!
我躲避电话,就像是躲瘟疫一样。流氓很好,流氓很轻松。你只要不把自己当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染一染,用墨汁把心染一染。我跳出来了,心一墨,我就跳出来了。有那么几次,我也来点恶作剧。每每有电话铃响起,凡是找我的,我把电话听筒拿起来,我坚决不说人话,不说中国话,我给他来叽里咕噜:fi
st,se
d,thi
d,fou
th……听着那二百里外的声音,就像是跟土地爷说话。满嘴跑舌头,作的是假揖,烧的是空香。在乡村,只有土地爷是可以日哄的。
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一次,一位女同事大声喊我接电话,我不能不接……可我接了之后就后悔了。那个电话是老姑父打来的,我不敢推辞。老姑父在电话里说,丢,出事了。我一听,顿时心惊肉跳!我壮着胆子问,出什么事了?老姑父说,你六婶,也就是印家女人,还记得吧,你吃过她的奶。她孙女,三岁,去年掉河里淹死了。我噢了一声,竟然不敢大声回话……老姑父说,你听见了么?我说电话里有杂音,听着呢,我听着呢。老姑父说,好在她儿媳妇又怀孕了,就是坤生他两口,偷偷托人让县医院查了,还是“龙凤胎”。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一悲一喜,我心里松了口气……可就在这时,老姑父又在电话里说,这会儿他们正往省城赶呢……顿时,我的心又提起来了。我声音都变了,开始颤抖,说:怎、怎么了?老姑父说:难产。医生说,得剖腹……丢啊,你给找个好点的医院,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给生下来。要不,一家人都坍天了。我硬着头皮说:行啊,行。
我心里说,我又得托关系了。我找谁呢?可我还得找,我不能不找。有时候,我觉得我脸上真的刻有字,我就是一个卖“脸”的,村里人派我卖“脸”来了……当我四处求告,上下托人,终于把孕妇送进病房的时候,我才暗暗地松了一口气。我觉得,我终于给村里人办了一件事情。
可是,没过几天,又出事了。那天下午,我刚刚下课,六婶的儿子坤生又找到学校来了。他丫站在教室外边,脸苦得像倭瓜,眉头皱得像晒干了的生姜。我心里一沉,忙问:生了么?他说:生了。我说:是龙凤胎么?他说:是……我说:大喜呀。不料,就在教室的外边,他却慢慢地跪下了。他满脸都是泪,跪在我的面前。
我说:坤生哥,你这是干什么?
他神魂颠倒地说……我看见阎王爷了。
我说:谁……怎么了?
他喃喃地说:阎王爷举着勾魂牌勾人来了。
我说:你起来,起来说。到底怎么了?
他说:兄弟,你是贵人,学问大,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我厉声说:起来!
他突然扑上来抱住我的双腿说:脑瘫。医生说是脑瘫……兄弟,你救救孩子吧。
“轰”的一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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