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大多数人在“杀人”这条罪名前望而却步。当然，至于这条祖制能不能约束后代君王，我不得而知，因为执法部门肯定不能按照这一条处死犯有命案的国王，最多能够令贵族和高官伏法。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就像刚刚新鲜出炉的《婚姻法》，虽然规定了一夫一妻制，但随着农业社会男性在经济领域占据绝对优势，诸如“包二奶”、“找小三”、“养外宅”等事情肯定无法杜绝——即便是几万年后的2022年也不稀罕。但是，理念一旦种下种子，生根发芽，便能有效遏制变坏的趋势，维护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形下的利益，令违反律令的人始终冒着付出代价的风险，这便够了。

当然，我在定祖制的时候，也充分考虑了“步子迈太大扯着蛋”的风险。比如，上一条宪法，我几经考虑，将此前“生命”后面的“财产”俩字划掉了——给予国民完整的财产权是近代国家才能做到的事情了，在这个原始的尼国，真要搞“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可真是……想想就不可行！

《刑法》列出了杀人、抢劫、强暴、贪污、受贿等情形较重的案件处理方法。这些其实历朝历代，哪怕后世的现代社会其实理念都差不多，基本理念便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即量刑的尺度与犯的事情大小需要匹配，并结合自首、未遂、中止、举报、立功等情节酌情增减。

《民法》则比较杂，除婚姻法外，还有经济法、教育法、兵役法、徭役法（实在没办法，建设任务太重，本不想用这个词的，唉）、治安法等等，均就社会生产、生活的一个或多个领域的事务，规定了各类情形发生时的处理方法。这其中还夹杂了许多我个人的“情结”，有些甚至并不是我生活的那个年代存在的法律，而是古代的律令。如：诬陷一经查实，反坐之。即若某人诬陷别人杀人，查实了子虚乌有后，就当做诬陷者杀人了，把他按杀人的罪名处死（或其他刑罚）。这个条令的恢复来源于我们那个时代一个震惊全国的“大案”——被撞反讹案。

其实事情本身并不大，无非是彭某救助被撞倒的老人反被讹诈，最终赔了几万块钱，连刑法的边儿都没摸到。说是“大案”，主要是就其影响之深远、后果之严重、讨论之广泛的无奈综合考量。

此案的发生和广泛讨论，直接导致我国在扶老人这件事上的道德断崖式滑坡（强调不是全民道德，仅是“扶老人这件事上的道德”）。事情发生后的十几年，老人每当摔倒，路人的表现都极其冷漠——绝大多数直接无视，少部分有良心的拿着手机边拍边扶，或者报警后走人。关键是，此现象根本无法再次改变扭转，因为，“做好事”同样适用于经济学的收益和成本核算。

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好事？说白了还是经济学，因为做好事产生正激励（即收益），即“觉得自己是个好人，有道德”的心里满足感，如果这件事没有损失（即成本）或者仅有些许时间损失，则人们倾向于去做，这也就是为什么学校从小就教育学生们要讲美德、做好事，同时弘扬一些好人好事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2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