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来说，东汉的各项中央权力的分阶段崩坏时间表，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早在汉和帝末期，也就是才东汉第四个皇帝末期，公元100年左右的时候，东汉中央的“工商税”或者说“盐铁专卖利益”，就已经被废除了，变成了地方自有。

当然，这个废除还不算地方挑战中央，因为当时还有一个由头，那就是东汉初年，汉明帝汉章帝都是试图走“皇帝本人也该是儒家圣人、意识形态领袖”的路线，有点把政治和意识形态信仰结合以求治国的意味。

一旦皇帝同时成了意识形态领袖，那皇帝就可以继续推行汉武帝汉宣帝以来一系列“我汉家自当王霸道杂之”的思路，把法家的一些利于集权的思想也都继续用下去。

只不过，这种路线肯定是“圣不过三代”就完了，而且反噬很严重。君主不可能一直都是明君、道德楷模。

汉明帝汉章帝时期靠自律撑下来，第四代汉和帝一旦不自律，从西汉汉宣帝时就被压制的“儒家贤良文学”就开始反攻倒算了，而且可以利用后来多次幼主在位、幼主无法是道德楷模、身边有外戚奸邪蛊惑等等理由，把法家的很多集权政策给拔了。

“盐铁专卖”为代表的“工商税归中央”，就是在打着“清算百年前桑弘羊法家遗毒”的旗号下实现的。

旗帜是反法的旗帜，做的事情却是为修儒的地方世家截留财政税源的事情。地方政府独立运作的最初一步，就是那时候打扎实的。

再往后，安帝的时候县级人事权沦丧、郡守察举上来的官员，可以直接指派任命为各县官，地方上的人事权也进一步沦丧了。

当然，这个沦丧的还只是“郡守自己任命自己下属的县令/县丞/县尉”的权力，郡守自己的产生，还没有沦丧，朝廷依然可以委派。

这个权力是到冲质交替之时、桓帝初年，才在部分偏远地区沦陷的，再后来，一直到灵帝卖官之前，地方太守其实都不是朝廷能完全控制的了，有些地方甚至“自行拥立”太守。

所以，财政、人事任命、地方立法，这些权力其实是在和帝、安帝、桓帝、灵帝，整整八十年的时间里，逐步被地方蚕食掉的，最后黄巾之乱，只是把最后一张底牌军事指挥权，也彻底地方化了。

即使张角没来，散装的大汉也只差军权统一这最后一口气吊着。

其他那几口气，分别早在八十年前到二十年前就分批断气了。而且给大汉续命的总共就五口气，基本上是每过一代人、就多断一口。

刘备此刻跟李素阔别数年、因为“刮目相看”而顺势聊到这个问题，并且心有戚戚焉，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的掉书袋摆龙门阵了。

而是刘备内心真心升起一股戒惧。

对他而言，读史要想“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最有价值的“鉴”，当然就是如何吸取大汉上一次中兴时的教训。

毕竟光武帝曾经中兴成功过一次，最后还是只维持了六十多年、最初三代皇帝的正常统治。第四代皇帝开始的近百年，就是严格遵照了“每二十年多断一口气”的节奏，眼睁睁看着灭亡的。刘备怎么能不怕？

他现在再强，能保住子孙后代在经济、财政、人事方面的集权，依然不被地方侵蚀散装化吗？

李素倒是给他设计了一套好制度，而且有了殿兴有福的加持，后世人要造反是很难的。但殿兴有福也未必能确保一直不乱。

哪怕“每过两百年打一场内战、然后他刘备的后世开枝散叶子孙里再来个最有前途的，继承祖业重新中兴”，那刘备也挺受不了的了，他内心最希望的当然是连这些波折乱局都不要有。

李素的租庸调输法和工商税抄引法，把财政割据收回来了；

曾经刘焉时期“废史立牧”放出去的地方军权，也通过地方州级长官拆分三使，把军权割据收回来了；

最后的科举选官改革，则是把地方拥戴州郡长官、州郡长官再任命县级下属的人事割据，收回来了。

现在刘备不担心怎么收回来，要担心的是子孙没有军事权威后，能不能一直保住这个“祖宗之法”不被慢慢蚕食。

如果做不到，那就只能指望开国这一代就把变法的事情都做了、尽量做彻底，给子孙留个好一点的摊子。

这是一个最宏大的命题，需要从多个方向综合努力。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