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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匠每里银一两。
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
直日里长初换天字下程一副外，白米一石或五斗，八十里皆然。
审均徭每里银一两。
经过盐每一百引银一钱，每年约有五万引。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住卖盐每一百引银一两，每年约有七千余引。
样漆一百觔，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柴薪马丁家火，每一两收银二两。
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本府罚纸二刀，纳银八钱。吏拨缺罚纸四刀，纳银一两六钱。受否在人。
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取五两。
造黄册每里银二两。
催甲每里银一两。
俸米每石折银一两。
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
区区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常例收入居然可以达到2700余两银子，几乎十倍于正一品的年俸。
要知道淳安县还只是个五六万人口的山区偏僻小县。如若到了富庶之地，县太爷的常例收入绝对会更惊人。
大明一千五百多个县（含无名但有实的县级区划），仅算知县一个主官，每年光是别人孝敬的“常例”一项就能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五六百万两银子。这种“潜规则”还不“犯法”。
如果把大明朝廷上下全部衙门里办差的人都算上，每年在“潜规则”下流动的银子可能有七八千万。
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劝廉惩贪疏》，以亲身经历说明彼时从地方到朝堂，整套常例规则：
“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何官非爱钱之人？臣起家县令，今居言路，如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而给事为纳贿之魁。州县之俸薪几何？而上司票取，抚按荐谢，考满朝觐，有费至一千、二千、三千、四千者。夫此银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至于科道，尤为膻薮，据臣两月内，辞馈金五百余。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余可知矣。”
海瑞不收常例钱，当然也不会往上送。韩一良是妥妥的收了，不然在明末不可能升上去。他提这个议案也许有真心出于吏治的本意，但很大程度上是投机的成份更多。可惜，他混官场水平又远不如王永光等人。然后……
内阁首辅刘鸿训认为疏中“有交际”、“有纳贿”两事不实，朝廷里没有这种事。
崇祯帝说：“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
接着，皇帝让韩一良把“纳贿”的事解释清楚，参与的都有谁？
韩一良抓瞎了。他只好说我的奏疏上已经写了“风闻”一词，谁是腐拜分子我真不知道。
崇祯又研究了一遍奏疏，发现了突破口。他问，是谁给你送了五百两银子。
这个……韩一良死活不肯回答。最后他就被革职为民，回家养老去了。
内阁首辅刘鸿训的结局比韩一良还惨一点，以后再说。
常例，已经成为明朝官僚机器上无法根除的肿瘤。即使皇帝和个别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现象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也无力从根底掀翻整个官僚系统。他们更不可能冒着失去整个官僚系统信任的风险去严苛行事，这使得对常例的禁止完全成了无人当真的喊口号。
如同谢肇淛所说：“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
大家都明白，常例无法废除。而常例的发展也就愈演愈烈，以至于到了明末成为无钱不能办一事的地步。
甚至当李自行车打到北京城下，大明情势危急万分，然而“守城军尽枵腹饥疲，司饷官犹索常例不时给。”
那帮人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当然，李自成要感谢他们拖后腿。
只拿“常例”的已经算是清官了，心黑的还要再刮个地皮。明代地方官有各种层出不穷的敛财手段，故而个个赚的盆满钵满。
大明贪腐严重，以至于明人总结明代货币制度时，有人指出因为用银子当法定货币，所以才大大刺激了官史贪欲，因此提出应该废银用钱。如顺炎武、黄宗羲等人就持这样的观点。
因为银子小巧价值高，铜钱笨重价值低还不好储藏。
冯梦龙则从反面论证认为用铜钱有三不便。
其一就是“苞苴（贿赂）用钱难于馈遗”。并且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凡此三不便，特不便于贪官污吏耳，而其便于国，便于民，造福不可胜言。”
真是奇特的视角。
不知道将来李自成的大顺国施行纸钞制度后，官儿们会不会更方便贪腐？
那对于官员来说，高薪养廉如何？
治标不治本，该贪的仍然会贪。
除非地盘小到只有一个县大，那样勉强才有可能监管的过来。也只是有可能，比如《红楼梦》里的贾府只是个大宅院而已，里面的龌龊事已经多到很难根治了。
南北朝时有这么一场君臣对话（假的）——
宇文泰，北周开国之君。向来慕曹操之术。有苏绰者，深谙治国之道，孔明之流也。宇文泰以治国之道问苏绰，二人闭门密谈。
宇文泰问曰：国何以立？
苏绰曰：具官。
问：何为具官？
曰：用贪官，反贪官。
问：既是贪官，如何能用？
曰：为臣者，以忠为大。臣忠则君安。然，臣无利则臣不忠。但官多财寡，奈何？
问：奈何？
曰：君授权与之官，使官以权谋利，官必喜。
问：善。虽官得其利，然寡人所得何在？
曰：官之利，乃君权所授，权之所在，利之所在也，是以官必忠。官忠则江山万世可期。
叹曰：善！然则，既用贪官，又罢贪官，何故？
曰：贪官必用，又必弃之，此乃权术之密奥也。
宇文泰移席，谦恭求教曰：先生教我！
苏绰大笑：天下无不贪之官。贪，何所惧？所惧者不忠也。凡不忠者，必为异己，以罢贪官之名，排除异己，则内可安枕，外得民心，何乐而不为？此其一。其二，官若贪，君必知之，君既知，则官必恐，官愈恐则愈忠，是以罢弃贪官，乃驭官之术也。若不用贪官，何以弃贪官？是以必用又必弃之也。倘若国中皆清廉之官，民必喜，则君必危矣。
问：何故？
曰：清官以清廉为恃，直言强项，犯上非忠，君以何名罢弃之？罢弃清官，则民不喜，不喜则生怨，生怨则国危，是以清官不可用也。
宇文泰大喜。
苏绰厉声曰：君尚有问乎？
宇文泰大惊，曰：尚……尚有乎？
苏绰复厉色问曰：所用者皆为贪官，民怨沸腾，何如？
宇文泰汗下，再移席，匍匐问计。
苏绰笑曰：下旨斥之可也。一而再，再而三，斥其贪婪，恨其无状，使朝野皆知君之恨，使草民皆知君之明。坏法度者，贪官也。国之不国，非君之过，乃贪官之过也，如此则民怨可消。
又问：果有大贪，且民怨愤极者，何如？
曰：杀之可也。抄其家，没其财！如是则民怨息，颂声起。又收贿财，何乐而不为？
要而言之：用贪官，以结其忠；罢贪官，以排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
宇文泰击掌再三，连呼曰：妙！妙！妙！
而不觉东方之既白。
……
举个例子，很难说乾隆不知道和珅是巨贪，但他没动手，其中应当有深意（猜的）。
反正用人制度上暂时只能这么稀里糊涂的做了，你就算看不惯，也根本没法一个一个的去监控，这年头又不是大数据时代。
……
张道濬说完用人，又说至于举旗之后树大招风的顾虑，以革命军的实力基本上能应付过来。
老张说到这里喜忧参半，叹道：“大明，没有多少强军了……”
卫所兵直接忽略不计。少部分有些上进心的千户百户还有点家传武学，小兵们简直和其他种地老农完全没区别。
京师三大营勉强能打过卫所兵，仅此而已。十余万人中大半是老弱。京营又一向有占役、虚冒等弊端。1貌似三大营十几万是军户总数，战兵大概也就四万来人。
占役就是士兵为军官老爷们服劳役，干各种私活。一个小营中这样的士兵能达到四五百人。并且还有卖闲、包操等弊端。
虚冒就是军里没这么个人，诸将及勋戚、宦官、豪强以自家仆人冒充军中壮丁，每个月支取一份粮饷。
“京营官军皆诡寄靡饷，无一人可用。盖甲鬻于乙，乙鬻于丙，更易不知凡几。而按籍稽名，毕嘉隆以上之人，故名虽军，其实非市井游手，即势家苍头，从无纪律。”
花名册上登记的小兵可能早死掉几十年了，这可真是糊涂账。
“然是时册籍皆虚数，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从武库索甲仗，主库阉人勒常例，不时发。久之不能军。”
再有，关外宁锦防线筑城一直调用的是拱卫京师的班军（外地客军），以及包括京营兵去做工，他们搬砖的本事要强于打仗。
京师三大营之外还另设了三个预备兵营，每营三千人。他们的军饷跟正营相当，但是不操练武艺更不用打仗，便成为权势人家隐冒占籍的宝地。
总之，京营在各种被占役和吃空饷中已经毫无战斗力了。能拉出来的青壮顶多三四万。他们还要护卫京师，所以能出来“剿贼”的顶天了三四千人。
之前的崇祯二年，李邦华开始整顿“三大营”，有些成效，但是“诸失利者衔次骨，而怨谤纷然”。
几个月后的“己巳之变”中，因为京营用火炮误伤满桂军，李邦华被罢官了。1弹劾李的有张道濬堂哥张道泽，入清后做了知府。李邦华后来又当了御史，京城破上吊死。他弟南明时守赣州，清军破城后死。
之后的“三大营”一切照旧，失去了最后的振作机会。
南京做为大明两京之一，自然也有不少兵。
当前南京兵部名义上还下辖十几万人马，其中南京五大营有两万多人。可是看他们早前的德性，连几十个倭寇都打不过，何论如今。也不必多提了。
……
大明九边说起来是精锐，可是看他们历年表现，等同于菜鸡。士卒连饭都吃不饱，谈何武事？
只有少部分队伍有些战力。然而一旦出现上万人规模的大会战，半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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