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这样，心中的挫败感可想而知。而面对父亲所施加的庞大压力，他也难以回避，只能硬着头皮深思熟虑的考量再三，最终才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即刻停止南川当下的征剿战事，全力劝耕奖农。
得知秦王这一决定后，一些主战的将领自是一片哗然，甚至就连田弘都从前线返回劝谏不可，然而面对群众的劝谏质疑，李晋只是沉声说道：“此番前往南川定乱，是为兴治、而非杀生。如今杀生未已、耕事又误，可谓双失。既然两事不可兼得，那便先得一桩，南川之贼虽可恨，民却可怜，战事若再持续下去、大误耕事，无疑是逼民为贼。”
“但今群贼俱入穷途，一旦放弃追剿，使其得有喘息之机，来日必然为祸更深啊！”
田弘又连忙苦口婆心的说道，好歹忍住没有说秦王这一想法有些妇人之仁。
“此番罢战之后，不止要劝民为耕，更要劝贼为耕。传告州郡官府，但肯弃械垦荒，可以既往不咎，并量其垦荒亩数，赐以粮种、农具、耕牛、布帛等。征师驻于南川，钱粮耗损日甚，若能将此杀人之资用于活人，犒奖垦荒之徒，乃是大善！”
李晋继续沉声说道：“或为此为迂腐之仁，贼之为贼，本就昧于仁义，更难以恩感化。但安生乐命，是人之天性。向者生民适乱，是因天下纷争、民不聊生，但今皇朝兴治，但能从治而生，谁又愿从乱而死？
况民之为民，不在德义，而在田亩。贼若弃戈执犁，与民何异？王田之内，三时作而一时息，孰能为贼？杀生可以灭贼，劝耕同样也可。”
田弘听到这里，一时间竟有些词穷，低头沉默片刻，才又开口说道：“可是殿下，若这些顽贼仍然不肯弃械就耕，不应王命，又将如何？须知他们本来就是刁悍难驯，所以才兴兵为乱，贼不乐安生，何以安生诱之？”
“贼不乐安生，百姓却乐。凡所聚乱之贼，皆其乡里豪富剽悍之徒，其乡百姓但能执贼报官、发掘贼巢者，皆可均其田宅、分其仓廪。”
李晋也并不是一味的要讲仁义，对于那些顽固作乱的贼徒，他同样不打算轻易放过，只是与之前大军劳顿、征师费巨的方式不同，他打算将此转变为乡人与乡豪之间的矛盾，通过那些乡人的检举告发和辅助配合来定点清除那些乱贼首领。
之前也有人做出这样的提议，但被人以是教人用奸、败坏乡伦道义而否定，但李晋在思忖一番之后还是觉得所谓伦义还是太过空泛，尤其眼下南川叛乱迟迟没有解决，这难道就称得上乡义淳朴？
朝廷施治的基础就在于人和地，既然那些作乱的贼子不愿意接受朝廷的统治，那自然就要将土地奖励给愿意接受朝廷统治之人。有了这些人的配合引领，再对那些乱贼追剿起来自然就目标明确、效率大增！
于是随着秦王做出这一决定，唐军师旅大部便撤离南川，仅仅只是留下了少量的精锐骑兵留驻郡县，并且发布一系列奖励耕垦的政令，让各地尽快恢复春耕。
随着官军撤离，那些乱军们自觉得总算坚持获得了胜利，于是便都趾高气昂的回归乡里，同时也勒令部众们抓紧时间进行耕作。毕竟他们作乱也是需要吃饭的，而且许多乱军头目本身就是乡里大豪，各家田地若因战事撂荒歉收则实在太过可惜。
可是随着这些乱军解散归乡、各自开始耕作起来，那些乱军头目们很快便发现情况有些不妙，原本他们约定彼此间是要保持联络，同时防备官军再次杀回，定期还要重新聚集起来。
最开始一段时日情况还好，可是渐渐的失约之人便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发现官府管理异常的宽松，甚至一些乱军头目公然在乡里游走、甚至出入城池都不受执拿，甚至只需要到官府报备田地讯息，官府验证之后便会给予粮帛等赐物。
一些人自然觉得这是他们努力抗争得来的好处，而且既然已经争取到了，那也就无谓再作抗争。毕竟之前官军定乱杀人时也着实凶狠，他们也多有乡亲子弟死在了叛乱当中，如今总算安定下来，处境也得有改善，自然也就不想再作乱了。
但这样的情况显然不符合那些乡里豪强的利益，他们要的可不是官府赏赐的仨瓜俩枣，而是希望能够完全垄断乡资乡序，拒绝接受官府的管制。因此当发现民众们都被官府那些小恩小惠给消磨斗志之后，这些人便也警惕起来，于是便想着再次将部众给集结起来。
然而他们这里还想再次为祸，殊不知自己也已经成为了一些乡人的目标，很快便有一些豪强的坞壁庄园突然被乡人冲破，又或被乡人配合官军里应外合的攻取下来。
一时间那些胆敢返回乡里的南川豪强们纷纷罗网，甚至包括一些早在侯景之乱时期便活跃在境内的豪强，诸如豫章周迪、熊昙朗之类，全都遭到部曲和乡人的出卖，陆续为官军所抓捕。
如此一来，南川平叛就此打开局面，一些首领人物纷纷被抓捕，而许多原本从乱的百姓也借着官府息戈劝耕这一机会而回归乡里，重新成为编户的顺民。等到时间进入五月仲夏，南川各地已经是兵戈悉定、风物融洽。
随着南川叛乱被平定，坐镇江陵数月之久的秦王李晋便也率领一干定乱功士与所抓捕的南川乱军首领们一同归都报功献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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