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比？岳飞何时有这种情况出现？关羽被推崇的原因主要是他的武力值，这个没有办法比较，可是二人不是武夫比较，而是武将比较，一勇之夫遇到智勇双全的全能型将领估计有一百中被打败，岳飞用兵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比韩信的十面埋伏高明了不知道多少倍，韩信能把项羽耗死，项羽不是岳飞对手不言自明。还有，岳飞同时代的杨再兴也是高手，他却在岳飞手下没有抵抗能力，估计能和岳飞较量几招的就是张宪了，可惜这位猛将也被昏君害死。

第七，王安石变法、范仲淹变法，到底是好还坏？其实这个问题最考验一个人的慎思明辨，不管是宋代还是现代。在说变法本身的时候，有一点必须放在前面，就是哪怕你的新法十全十美，派一些无能鼠辈心怀恶意的一群人去能给变成恶法。所以要把好法落实成好法，配套的好官员是必要条件。可是宋朝有没有呢？毫无疑问，没有！如果都是范仲淹、王安石，估计即使不是十全十美，起码也能顺利推行。既然没有，那么即使是好法也变成了恶法，这就是为什么新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比如市易法，本来是平易市价以丰补歉的，却让那些贪官污吏变成贪腐工具。还有青苗法，初衷是解决青黄不接，就变成了强迫借贷以便多收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息。还有范仲淹变法目的是想解决冗官，以便减少冗费，可是那些冗官都是白吃俸禄的，动谁谁跟你拼命，一个制度的改革变成你死我活拼命的业务，谁受得了？所以变法涉及的问题都是关乎人命触及国本的矛盾，还有后来的党争，问题更趋复杂，绝不是简单一个好坏能说清。这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没有全面的准备，没有一整套靠得住的人马，多半的情况改变不如保持不变，这还只是从执行层面说这个问题，而到底这个变法变得合不合理，就更复杂了，没有对历史、现状、和结果的预期通彻了解，很难搞出一个比较完善的新法出来，而王安石的新法，多半都有这个问题，这个只能在小专题中加以讨论。

第八个问题，白薯问题。岳飞会栽种白薯，彻底解决粮食问题。但是白薯从哪里来？当然是中国自产的。中国地大物博人机地理难道只是说说？这个会有专述。

第九个问题，岳飞和高宗尿不到一壶里，其来有自，不仅仅只有人品差距，还有其它一些原因，这个也会有专题另述。

第十个问题，中国汉代以后，基本趋势是各种学术流派合流和融合。合流的时候还能泾渭分明，而融合的是时候，就是主要的内容合而为一，不分彼此，比如佛道儒的三教合流，就是三教找到共同点，从此大家心照不宣求同存异，而宋朝是理学创立时期，后人有理儒合流的强烈倾向，而宋代明显不是这个想法占主导地位，而元丞相脱脱也把理学独立于儒学，另行立传。笔者认为，理学不是儒学，更大程度上是反儒学的，因为儒学通过传扬三纲五常，基本上就是任务皇上至高无上，而理学敬天，认为天的旨意高于任何人包括皇帝的意志，而天的旨意是和老百姓的愿望是一致的，这就是理学的天人一致。而天无言，行自然，众人的意愿就是天意，所以皇上必须了解和满足众人的需求，这个题目笔者会进一步思考和论述，总之理学和儒学在重大观念和实践上有根本的不同。

暂时就先列出这么多，笔者会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增加。

第三，重要的思考和研究原则

第一个原则，研究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用概而论之的理论来推论到具体问题上从而得出结论。比如王夫之在《宋论》中就断言，因为宋朝相对金国和西夏实力比较弱，就是军事和经济都不如对方，包括岳飞对金兵朱仙镇的大战，都不应该打，只有等宋朝什么强大到可以超过这样的对手，才可以开战。说实话，他在其它方面都还说得很有道理，笔者受益匪浅，但是这个开仗的问题就纯粹是书生之见，腐儒之谈了。先不说岳飞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打仗不是数学比较，碰到个扯淡的将领，你有多少兵多少装备都是运输大队长，就是在敌人侵掠面前，即使力量再差，你也不能这样一比较就放弃，且不说他的力量对比离事实可能差个十万八千里。马后炮可以把战争结局和各方面因素都考虑周到，但是实际发生的时候，很多事情的运行轨迹都没有那么按部就班，不知道什么时刻什么东西改变了轨道，就改变了事件的结局，所以，绝对不要轻言放弃。最多可以在行动未开始之前，考虑的更加严谨。当然前提你要知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任务这个说得太激进了，三百年也成不了。造反哪有十拿九稳的。

第二原则，研究问题一定要放在具体环境中，不能抽出来作切片，比如王安石的变法。王安石有个三不足，实际是他的指导原则。所以研究王安石变法首先要对他的三不有正确理解，祖宗不足法，说的是是什么？实际说的是前秦西周的那些做法，当时西周法律齐备只是没有推行，原因是当时民风淳朴，那些法律只是有备无患而已。宋朝那些泥古不化的人当时就主张，没有必要弄出详细法规，敦促老百姓纳税。王安石要解决钱不够花的问题，当然不能不要求新法。这就是他祖宗不足法，你们别西周那样干等着老百姓自觉了，行不通的！于是他就就建立条例司，颁布新法，让后选拔官员推行新法。天变不足惧，这个观点就更深远了，天变一般理解是上天示警，但是上天示警也太多了，宋史的五行志记载的天灾多如牛毛，如果每来一个都惧一次，吃饭睡觉的功夫都没有了。而正常的理解是，天象异常当政者就要检讨自己的作为，改邪归正，而不是用天变来机械对照自己的行动，尤其是不能把天象变化理解为对自己的指引，让自己如何行动。作为王安石他的改变旧法就是适合天意，那些天变自己没有什么好畏惧的，而且宋朝版图阔大，哪里都有可能发生天变，太多了，不用管它，所以就是天变不足惧了。还有人言不足恤，正常的情况下，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就当忧虑，自己是不是错了，可是反对变法的人言，就不用了，因为这早就在预料之中了，甚至还觉得比预料的少多了，所以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由此可知，王安石的三不并没有问题。三不没有问题，并非他的变法就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为什么变法，变法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那个要解决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那么，他这个问题从开始就有问题。王安石的变法是解决钱不够花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本身来说，可以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治标，一个是治本，治本就是开源，治标就是增加税收，也就是增加税收比例。王安石采取的是治标的办法，也就是最粗暴的方法，最容易引起矛盾激化的方法。当然这两种方法都是只在一个方向上努力，更好的方法应该在减少开始上，但是冗员不能去掉，减少他们的俸禄？不是活腻歪了，还是别碰这个东西。所以给王安石剩下的出路，只有增加税收，这就是变法的先天不足，给社会带去潜在的矛盾，而且他也不知道民众的承受红线在那里，这也就是说试图解决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紧迫的问题，抱着一个炸药捅接近火焰。如果王安石对这个问题认识很清楚，他也许就不是那么积极地给哲宗出谋划策了，三不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当挡箭牌了。而且这样也不见得对宋朝的长远发展不利，毕竟从宏阁角度，税收增加的多民间财富就少，那些说税收多就富有的观点实际不懂经济。而财富被那些昏君奸臣花掉的效果和藏富于民比叫就更是弊大于利了。所以王安石变法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很值得商榷的。那些守旧派不好绝顶聪明之人是看出问题的，但是他们没有那个眼光看出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包括后来的王夫之，只能斥之为奸佞，这个名词变法派斥之守旧派更响亮，还有元祐党籍名单，最多的那个有三百多人。让两派这么一闹，宋朝满朝没有别的，都是奸佞，外加一个比奸佞更糟糕的皇上，他本来有当裁判的职能和能力，却比任何一派的人都积极站队，堪称宋代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特殊存在，你说该有多乱，乱到将真正的对手都给忘掉了，让辽国金国趁虚而入。

如此可见，光是解决赋税问题，就要综合考虑，逐一解决，然后有人协调，才能解决问题。大概步骤是这样：第一步解决三冗问题，最后落实到减少或者完全去掉冗费。解决了这个步骤以后，才重新评估，是不是还需要增加财政来源，如果还需要，采取第二步，增加生产，比如说需要二十万，这个可以在现有一百万税源的基础征税百分之二十，也可以另行增加一百万税源，依然可以保持原来的百分之二十税率而不是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下一步就是如何收取二十万税收，均平税负是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有人多有人少，这是一个出问题的巨大危险，另外就是保证经手人别中饱私囊，这些都做到，或许能保证改制成功。

而从历史上看，王安石根本就没有做到第一步和最后一步，所以可以说他的变法不是好法，哪怕中间步骤有可取之处。至于后来的继续新法，多半只是利用其名义，而实际上贪图它最坏部分的好处。

第三个原则，对宋代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不能脱离时代的局限，比如对岳飞，我们当然可以不赞同的他对高宗的愚忠，但是不能说他愚忠不对，而且也不能忽略他不愚忠的后果。比如他如果当时就扯旗造反，估计即使他的岳家军也不会无条件跟着他走，因为他们都是在忠君报国思想下聚集的。如果他暗中来，一旦泄露就再也不可挽回，而且招致朝廷全力镇压，后果还是生灵涂炭，和岳飞的一贯思想完全对立。因此，从情理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这就超出了时代背景硬性给他转移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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