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激 励
晚上的工棚里热闹极了。民工们在一块儿你抓他一下,他挠你一下,这里说他一句,那里回他两声,活宝张全明在这样的场合,更是大显身手,说笑话逗得大家仰脸大笑,萧明辉乐的只揉肚子。
正在大家逗玩儿的时候,李民强、张勇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走了进来。张勇向大家摆摆手说:“大家静一静,往一块儿凑凑,今晚咱们请杨大爷给咱们作报告。”
接着,李民强简捷明了地讲了几点要求之后,随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张勇拿了一个马扎让老人坐下,热闹的工棚里静了下来,有的坐在铺上,有的坐着马扎,围在杨大爷周围。
老人望着面前那一张张红彤彤的笑脸,望着那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心潮澎湃,思绪起伏,他的双眼有些湿润了。他今天要对这些年轻人控诉血泪斑斑的过去,可是不知咋的,竟不知从啥地方说起。老人涨红着脸,两只大手好像放在哪儿都不合适,机械地在大腿上揉摸着。他干咳了两声,又用舌尖舔了一下嘴唇,沉思了半天才开了口:“我从哪时候说起哩?嗯,就从那年这里闹大旱的时候说吧。”
杨大爷八十多岁了,尽管满头白发,但耳不聋眼不花,身体健康。老人的名字叫杨来雨,十一岁那年,赵庄一带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从立春开始就直呼呼地刮大风很少见雨点儿,端午节后,又连着七七四十九天滴水不见,河塘里水干底裂,用汗珠子浇出来的庄稼就像灶里的干柴点火就着,平时就贫苦的农民遇上这么个大旱年,更是没办法生活。杨来雨家里有爹、娘、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共五口人。杨来雨的爹杨增勤,一年四季拼命地下地干活,由于过度劳累吐血,留下了“伤力”的病根,常常气喘吁吁咳血不止。平时家里就半年糠菜半年粮,在这大旱年头更是没有一点儿吃的。杨来雨的娘便领着孩子去挖野菜。可是干旱的土地上那里能有野菜?没办法,只得剥榆树皮吃。榆树皮还能勉强咽下去。榆树皮吃光了就剥杨树皮,杨树皮的滋味又苦又涩,吃的全家人浑身浮肿。
一天晚上,天黑的好像一切都扣在了锅底下,大风吼吼地狂叫,大风卷起的沙子粒儿、烂树叶打得门窗屋顶啪啪直响,杨来雨最小的弟弟杨来水吓得死死地趴在娘的怀里,一动不动,一家人在浑浊的棉油灯下坐着、等着,眼巴巴地盼着爹回家来。可是盼到天亮,也没有回来,一打听才知道他被日本人抓去做了苦工。娘一急昏倒在地,几个孩子吓得失声大哭。
爹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一被抓走就像房子塌了大梁一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完全压在了娘一个人的肩上。为了几个孩子不被活活饿死,娘忍痛把姐姐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姐姐被领走那天,全家人哭成了一片。娘对姐姐说:“孩子,不是娘的心狠,这是世道逼得呀……”
爹被抓走,姐姐又给了人,杨来雨想念亲人,晚上躲在炕上怎么也闭不上眼睛,心想:“一家人东离西散,这是啥世道啊!”正想着,忽听有人在窗前小声喊:“来雨,开门!快开门哪!”来雨听出是爹的声音,急忙下炕开了门,爹浑身是伤地回来了。原来他不甘心给日本人做苦工,冒着生命危险偷着跑回来了。全家虽然饿得前胸贴后腔,看到爹回来了心里却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天灾逼得一家人在家里待不下去了,只得去逃难,爹用筐挑着弟弟和两床破被,娘领着杨来雨,挎个破篮子背井离乡,开始了流浪生活。爹连病带饿,死在了逃荒的路上。
杨来雨母子三人逃到天津,娘给人家当佣人。杨来雨刚满十五岁就拉上了洋车,不幸的是第二年大水淹天津,日本鬼子趁机抓劳工。杨来雨也被绑着摁进了闷罐车,糊里糊涂在车厢里闷了一天,把他拉到了山西煤矿上。白天下井干十三四个钟头的活,干的稍微慢一点儿就是一顿皮鞭。不少人累折了腰筋骨,流尽了血和汗。一下班,那些如狼一般的日本鬼子,手里端着枪,把旷工押进四面围着铁丝网的一座大房子里,几十口子人挤在一起,墙上臭虫爬,地下大蛆滚,腥臭味儿熏的人喘不过气来。门外边日本守备队和汉奸矿警一边一个,他们手里端着带刺刀的枪,脚旁趴着伸出血红舌头的洋狗。谁出去拉屎撒尿,都得把上衣和鞋脱下来,裤腰带解下来,怕你逃跑。这哪里是矿山,简直是座大地狱!穷人的生活真是黄连水里泡苦胆苦上加苦啊!
解放了,杨来雨两次跑到天津打听娘和弟弟杨来水的消息,得到的消息是娘在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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