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王制，一样会被鄙视，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文士的博学多才应该服务於儒家的政治。
士人早先并不以博识为尚；博识之风，始於汉魏之际，兴於两晋南北朝。
西汉的时候，儒家各派壁垒森严，讲究“家法”、“师法”，老师教的东西，一字不得改，不同学派间，攻讦如仇。这种情况下，莫说博识，儒经也学不了几本。因此当时的邹鲁民谚云：“遗子黄金满籝（筐），不如一经”，一经就足取名禄了。
到了东汉，古文经学兴起，较与今文（汉初老儒口述，用当时的隶书所记之儒家经典）经学，古文经学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学者们开始不再拘泥於前汉的“家法”、“师法”，儒家的各派渐渐融合。汉末的大儒郑玄便是学富五车，精通今、古文诸家，自成一派。
再到汉魏之际，海内纷乱，儒家的政治统治秩序遭到破坏，面对这种新问题、大变局，儒家的学说已经没法运用了，士人们急切地想要找到应对的办法，於是，就不仅再只是止步於融汇儒家各派，并且进一步地开阔视野，转向别处寻找新的治国、立身的理论和思想。
先秦诸子之学由是得以在这一时期复兴，重新受到士人阶层的重视。儒、道之外，法家、刑名家、农家、兵家都很盛行，甚至山经海志、神异志怪之书也颇有市场。
虽然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政治难题，但这么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带起了尚博好奇之风。
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此风大盛，早已然违背了荀子那句话的原则，博闻与王制已没了没什么主从的关系。王制的归王制，博闻的归博闻。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的志怪小说，即是此种风尚的一个表现，另一方面，这类小说又进一步地促进了士人对於博物的宗尚。
简言之，士人博闻的风尚是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后才形成的。
两晋南北朝之时，文人以博闻强记相尚的例子很多，记忆的典故越多，得到的名声就越大。
南齐的王俭任尚书令时，“出巾箱几案杂服饰”，拿出了一堆东西，让众人分别列举与这些东西有关的典故，谁说得多，就把那样东西给谁。众人各得一两物。陆澄晚到，东西已经分完了，他“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比他们知道得多，诸物尽归其有。
这位陆澄“少好学博览，无所不知，行坐眠食，的书多。有次，王俭召集学士何宪等人商讨学问，陆澄等王俭说完，“然后谈（王俭）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数百千条，意即数百条。
梁武帝曾和沈约比谁知道的有关栗子的典故多；又曾问臣下有关锦被的典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到都认为已经说尽的时候，而刘峻“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
刘峻“好学，家贫，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爇（点燃）其发，既觉复读，终夜不寐”，学到这等程度，还“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家有藏书万卷，与刘峻并被举为硕学之士，谓刘峻“书淫”。淫，沉溺、无足之意；书淫，指嗜书成癖，好学不倦的人。
沈约在与梁武帝的比试中落了败，比他少举三事，但这并不是沈约不及他博识，而是梁武性妒，好面子，是以沈约虽被后人评为“见人一善如万箭攒心”，在其面前，也得故意相让；刘峻固识惊一座，可却被梁武“自是恶之，不复引见”，从此之后，仕途坎坷，潦倒一生。
2，炫耀：汉魏晋世，沽名钓誉的多有，自我吹嘘的也不少。谢安的弟弟谢万，便是其中的高手，“万字万石，才器隽秀，虽器量不及安，而善自炫曜，故早有时誉。”
3，结交：两晋之世是门阀政治，所以当时士人间的结交，讲求门第、官阶和年齿，以严守门阀，藐视庶族寒门，绝不与百姓小人交往，为士大夫的方正之美。
结交朋友，不是说随便就能交到的。
如夏侯玄与兄交好，不见其弟的故事。夏侯玄与陈本交好，宴饮於陈母前，本弟时任中领军，闻讯急忙赶回家，却刚进堂门，夏侯玄就说：“应当以礼相交，不能违礼相见。你我的交情没到这个地步。”本弟在门口站了半天，说：“如君言”，“乃趋而出”。
又如王忱与晚辈张玄的故事。王、张两人不相识，后来在范宁处相遇，“范令二人共语”，於是张玄正襟危坐，王忱看了他半天，不说话。张玄很失望，就走了。范宁是王忱的舅舅，责让王忱：“张玄，吴士之秀，又深得当代赞誉，你却这样对待他，真不可理解。”王忱笑道：“他如果想相识，本应来见我。”范宁赶紧告诉张玄。张玄就整饰衣冠，登门拜访，“遂举觞对饮”。
又如王胡之轻视寒门的故事。王胡之曾经住在东山，很贫困，陶范作乌程县令，送去一船米给他。王胡之不要，直截了当地说：“我如果饥饿，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胡奴是陶范的小名，他是陶侃的儿子，出自寒门，王、谢并为一流士族，所以王胡之有此语。
又如刘惔蔑视百姓。他和王濛一起出行，天色晚了还没吃上饭。有个相识的百姓送给他们一餐饭，菜肴丰盛。刘惔推辞不吃。王濛说：“暂且用以充饥，何苦辞？”刘惔说：“小人都不可与作缘。”缘，是晋人的常用词，意为打交道。凡是百姓小民，全都不能与他们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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